渐走远，久久没有挪步，眼泪在晨风中很快被吹干，只在脸上留下两道浅浅的泪痕。
建国的辍学，像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，在这个家里激起了更深的、无声的悲凉。建军变得更加沉默寡言，放学回来就埋头干活，几乎不说一句话。建党似乎也被吓住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淘气，看人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惊惧。
春天本该是充满希望的季节，可张家的院子里，却弥漫着一股比冬天更彻骨的寒意。希望，像田野里刚刚冒头就被霜打过的嫩苗，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我一天天长大，能听懂的话越来越多，看到的事情也越来越清晰。我知道，建国辍学只是一个开始。爷爷职务的悬而未决，孙家持续的敌意和报复，以及外面那个越来越狂热、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，都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，将我们一家人牢牢困在其中。
我能做什么？一个刚刚学会走路、说话含糊不清的一岁幼儿？
我只能在母亲抱着我低声啜泣时，伸出小手，笨拙地擦掉她脸上的泪；只能在爷爷独自坐在门槛上望着夕阳发呆时，爬过去，拽拽他的裤腿，仰起脸，对他露出一个毫无阴霾的笑容；只能在建国收工回来，累得瘫在凳子上时，蹒跚着走过去，把奶奶偷偷塞给我的半块烤红薯，塞进他沾满泥土的手里。
我知道，我的笑容和那半块红薯，改变不了任何残酷的现实。但至少，能让这些在寒冬里跋涉的亲人，感受到一丝微不足道的、属于“家”的暖意。
日子，就在这种沉重的、夹缝中求生的状态里，一天天捱过去。春天的阳光一天暖过一天，可照进张家院子的光芒，似乎总也驱不散那一层厚厚的、无形的阴霾。
直到那天下午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，敲响了张家紧闭的院门。
不是孙家，不是工作组，也不是平时那些要么同情要么避嫌的邻居。
来的人，是村里几乎被人遗忘的、住在最偏僻村尾的“老右派”，宋知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