峻，导致他奔波不停，忧劳成疾。
可在当前这个时空，战况并没有糟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。
尤其是安徽地界，因为张延的干预，形势可谓一片大好。
但廖司令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这又是什么原因？
联系到元旦前，汪兆铭还是叛出了重庆，逃到了河内后发表了那篇臭名昭着的“艳电”，张延突然生出无力感。
后世很多研究历史的人认为，汪的叛逃主要原因是由于武汉会战的失败，导致他对抗日前景完全失去了信心。
然而这种论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，因为所谓的“武汉会战失败”，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。
从战略上看，倭寇的目标是重创或全歼国军主力，迫使国府投降。
而国府的目标，就是尽可能的歼灭倭国有生力量，迫使其停下继续侵略的步伐，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标。
从战争结果来看，倭寇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实现，它们占领的武汉也是国军主动放弃的。
而且国府的目标却完全达到了，不仅重创了倭寇，还迫使其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——也就是战略相持。
如果说，蒋的抗日一开始也是摇摆的，妥协的，模糊不定的。
那么汪对日态度则是始终如一，那就是绝不能与之对抗。
因为汪的媚日恐日并非一两天，而是在他加入同盟会之前就已经注定了。
他在流亡倭国的那段经历，让他彻底被洗脑成一个媚日恐日分子。
所谓的曲线救国，低调俱乐部，也正是最早由他提出来的，然后被胡适之等公知们奉为经典。
出卖华北的《何梅协定》，也正是在汪的主导下签定的。
之所以如此，那是因为汪一直有着寻求外部势力的帮助，以期夺回他在果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的野心。
也正因此，汪在果党内部长期受到蒋的排挤和打压。
这是典型的权利斗争失败者，为一己之私走向卖国求荣道路的肇因。
所以，权力斗争的失败，才是他叛国投日的内因，倭国特务的引诱不过是外因而已。
总结出来就四个字——利欲熏心。
华夏历史上，这样的货色不要太多，比如石敬瑭、比如秦桧，比如吴三桂，比如那伪满皇帝
所以，汪的投日，与战争的胜负根本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。
他迟早都是要投敌的，差得只是时机问题而已。
看来历史的车轮滚滚，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，哪怕是系统也挡不住。
但无论如何，廖司令是绝不能出事的，他取出一支初级治疗药剂，说：
“司令，你把这个喝了！或许对你的身体有好处！”
在现代时，治疗药剂治好了夏青她妈的尘肺，不知道能不能治好廖司令的心脏病和脑溢血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