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我转动手机。
“美哭了”
“想去新疆”
“注意防晒”
“主播是徒步的？关注了”
当我描述红山的土是“侏罗纪河床沉积”时，观众要我“说人话”
当我指着远处的工地说“那里清代是练兵场”时，弹幕问“现在盖什么楼”
但当我不说话，只是让镜头随着风轻微晃动时，观众数开始上升。
原来人们要的不是知识，是临场感——那种“我和主播在同一阵风里”的感觉。
直播一小时后，我下播。
“我爷爷是红山公园第一代园林工，1962年栽下了现在这些树。他去年走了。刚才看你直播，好像又和他一起站在了这里。谢谢。”
我把这条信息读了三遍。
原来手机镜头也可以成为某种烽火台——不是传递警报，而是传递记忆。
中午，我在红山塔下遇见守塔人周师傅。他正用一架经纬仪测量塔身倾斜度，仪器架在三脚架上，看起来比烽火台更古老。
“数据出来了，”他头也不抬，“今年又偏了0011度。”
“所以塔真的在转？”
“不是转，是‘呼吸’。”他终于看我，“热胀冷缩懂吧？夏天塔身向南倾斜多一点，因为南面日照强；冬天回正。但每年回不到原点，就偏一点点。”
他让我看记录本。面，内页是手绘的表格：
红山塔倾斜观测记录（1978-2025）
年份 南偏角（分） 年均温度 特殊事件
1978 123 72c 周师傅接班
1985 127 78c 塔身首次维修
1997 132 81c 安装避雷针
2009 138 87c 周边建高楼
2025 142 93c （今日测量）
“你看，47年，偏了19分，大约每25年偏1分。”周师傅合上本子，“照这速度，一千年后塔会偏24度——那时人类可能都移民火星了，谁还管这个？”
但他在管。每周一测，风雨无阻。测量数据一式两份：一份交文物局，一份手抄寄给北京的中国古建筑保护中心。“我师傅的师傅开始记的，不能断在我手里。”
我问他值不值。
“值啊。”他指着塔身一块砖，“你看这块，乾隆五十三年的印还在。烧砖的匠人叫马福成，我查过地方志，他活了六十一岁，生了三个儿子都夭折了。但这块砖活了二百三十七年，还在。”他停顿，“人活不过砖，但人能让砖继续活。”
周师傅邀请我爬塔。不是楼梯——是外墙的检修梯，铁质，锈迹斑斑，每级踏板只有半脚宽。
“怕吗？”
“在吐鲁番爬过坎儿井。”
“那这个算平地。”
我们一前一后攀登。塔身在中段微微外凸，必须后仰才能保持平衡。风在这里被塔身切割，形成乱流，衣服被扯得猎猎作响。
登顶时，视野360度无遮挡。
“东边，天山。西边，头屯河。南边，市区。北边——”他顿住，“北边是我家，但被新盖的商场挡住了。”
他的语气里没有抱怨，只有陈述。
塔顶有个铜质避雷针，基部拴着一根红绳，绳上系满小铃铛。风过时，铃铛发出细碎声响。
“这是我加的。”周师傅笑，“塔太安静了，得让它出点声，告诉鸟别撞上来。”
“有用吗？”
“去年救了三只鸽子，两只麻雀。”
我们沉默地站了十分钟。
下来时，周师傅说：“你直播那会儿我看了。”
“啊？”
“我在监控室看的。”他笑，“现在塔里有八个摄像头，我也得跟上时代。”
“您觉得……这种传播方式好吗？”
“好。总比被人忘了强。”他拍拍塔身，“砖不会说话，我得帮它说。你也是，帮它说给听不见的人。”
告别时，他送我一块塔砖的碎屑——不是破坏文物，是历年维修替换下来的残块。
“乾隆年的，”他说，“带着吧。比那些景区纪念章实在。”
从红山塔下来，我在林则徐雕像旁的台阶坐下。一群中学生正在上历史课，老师讲解着虎门销烟和新疆屯田。
等他们散去，我拿出笔记本，想记录些什么。但一个老人先坐到了我旁边——他戴着“退役军人”的帽子，怀里抱着帆布包。
“写生？”他问。
“算是。记录。”
“那该去河滩，那儿风景好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不过这儿也行，这儿有回声。”
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铁皮饭盒，打开，是拌面。又拿出一个小收音机，调频，传出维吾尔语新闻。
“听得懂吗？”他问。
“一点点。”
“我也只听懂一点点。但好听，像唱歌。”
他开始吃面。拌面的声音很响，在空旷的广场上甚至有了回声。，他突然说：
“我1966年从江苏支边过来，第一站就是红山。那时没这些树，光秃秃的，就一个土堆。我们在山上种树，一人一天要种五十棵。”
“活了多少？”
“不到十棵。土太碱，水太少。”他喝口茶，“但活下来的那些，现在都这么粗了。”他比划着，手臂围成一个圈。
他吃完饭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硬壳本子。不是日记，是手抄诗集。
“我喜欢诗。自己抄的。”他翻到某一页，“这首，林则徐的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：
‘力微任重久神疲，再竭衰庸定不支。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他念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从石头上磨下来的。
“你知道林则徐到乌鲁木齐时多大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