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刻机到来，6305厂进入紧张的安装阶段。
1964年在忙碌中悄然走完。
1965年1月7日，吕辰从6305厂赶回红星所。
投影物镜系统完成初步调平，但照明对准系统的光轴复核总是差两微米。
长光所的王工急得嘴角起泡，最后还是梁先生从建筑沉降的角度提了个醒，不是设备的问题，是混凝土基座在采暖系统试运行后产生了微量热胀。
这种风牛马不相干的关键因果，每天都会出现。
吕辰就是这种跨领域的翻译官。
灌下一大口隔夜茶，推开会议室的门。
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二十多人。
清华大学的王副校长坐在刘星海教授右侧，面前摊着笔记本。
这位管科研的校领导极少参加研究所的例会，今天到场，显然不是寻常议程。
李怀德坐在刘星海左侧，手里夹着烟，烟灰积了老长一截，眉头紧锁。
各中心、实验室的负责人几乎到齐。
赵老师正在黑板前调整一张挂图，那是红星研究所的组织架构图。
红蓝两色的线条像血管一样，从“红星所”出发，蔓延至两个中心、五个实验室，又延伸出去，指向哈工大、攀枝花、上海、西安、昆明……
密密麻麻，如一张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神经网络。
吕辰在王卫国身旁坐下，朝对面的宋颜教授点了点头。
宋颜眼下也有明显的青黑，星河计划理论组最近在攻关存储器寻址架构，听说已经连续七天每天只睡四个小时。
不一会儿，人员到齐，刘星海敲了敲桌子。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“今天这个扩大会，是王副校长提议开的。”刘星海开篇点题，“学校想知道，红星研究所现在到底什么情况。人少了那么多，活儿还能不能干完。需要学校做什么支援，我们自己也正好盘点盘点家底。”
他看向赵老师：“你先说。”
赵老师站起身，走到黑板前，拿起粉笔。
他用粉笔在“人员规模”几个字下面画了一道重重的横线。
“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。”赵老师的声音平稳，压着一些疲惫，“截至今天，红星研究所实有人数，853人。”
会议室里响起压抑的吸气声。
“我们满编是多少来着？”有人问。
“1520。”赵老师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“缺编667人。”
他转过身，在黑板上写下几行数字。
为6305厂定向培养350人；
派驻14家共建实验室56人；
支援全国兄弟单位261人。
“这667人，都是我们所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骨干。”赵老师放下粉笔，“他们不在北京，不在所里，在长春、哈尔滨、西安、上海、昆明、攀枝花……在全国二十一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工厂和实验室里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他们干得很出色。哈工大的存储技术实验室，今年完成了高速磁鼓存储器的原理样机；攀枝花的钒钛材料实验室，协助把钒钛磁铁矿的分离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七；上海试剂总厂的陶瓷材料应用实验室，用氮化硅陶瓷，帮他们解决了氢氟酸管线的腐蚀难题……”
他一条一条念下去，像在念一份阵亡名单。
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。
吕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那56个人，他全都认识，大多数是他亲自谈话送走的。
他们走的时候，都说：“小吕，等忙完了我就回来”。
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谁也不知道。
“成果呢？”王副校长打破沉默，“人少了这么多，成果怎么样？”
赵老师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全场，嘴角竟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意。
“成果，”他说，“比人最多的时候还好。”
他重新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列出一行行标题。
余热供暖项目，已全部完成，余热发电项目，最迟三月全系统联调结束。
数字孪生系统，已完成首钢、包钢等八家兄弟单位移植，建立八个数据分中心。
电子耳朵系统，在多家兄弟单位应用，在大庆油田连续无故障运行超八万小时，正在进入雷达领域。
陶瓷罐体、管件，已为上海试剂厂、大庆油田等单位批量供货……
粉笔在黑板上疾走，发出清脆的嗒嗒声。
每一条成果后面，赵老师都会停顿片刻，让那个数字、那个指标、那个单位，落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
他念完最后一笔，转过身。
会议室里还是沉默，但沉默的味道变了。
吕辰看见，魏知远教授摘下了眼镜，用拇指和食指用力捏了捏鼻梁。
“成果是好的。”赵老师放下粉笔，声音低下来，“但是各位，我算了一笔账。”
“我们现在在研的课题，”他说，“自动化与智能化深化板块15项，能源战略板块12项，新材料与新工艺板块10项，精密制造与检测技术8项，前沿探索与基础研究12项。不算各实验室自拟的小课题，光是校级以上的正式课题，57项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853人，57项课题。。”
有人轻轻叹了口气。
“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。”赵老师把粉笔放下，“最要命的是数据处理。”
他看向魏知远教授。
魏知远教授缓缓站起身。
他是红星研究所里唯一一个“非清华系”的学术带头人，此刻脸上没有平日的从容。
他走到黑板前，把双手撑在讲台边缘：“热处理线的数字孪生系统，移植到首钢、包钢、鞍钢、武钢、太钢、马钢、本钢、攀钢8家单位，8个数据分中心。”
他抬起眼睛，扫过全场。
“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