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证据。狂人只看到了‘吃人’，但没有分析‘怎么吃’、‘为什么吃’、‘谁在组织吃’。我要把这些都挖出来，写成报告，配上数据，做成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证据链。”
“如果还是没人信呢？”
“那就继续找更多证据。如果全世界都说我是疯子，那我就证明，要么我是疯子，要么全世界都疯了。而证明的方法，就是让证据说话。”
鲁迅沉默了一会儿。
然后他说：
“你比我想象的更实际。”
“但还不够。”
“因为证据会被销毁，报告会被禁毁，数据会被篡改。”
“你看——”
他一挥手，房间的墙上，那些“吃人”的字开始变化，变成了“和谐”、“稳定”、“大局为重”。
“当真相威胁到‘稳定’时，真相就会被抹去。”
“当批判触及到‘根基’时，批判就会被消音。”
“你现在还觉得，证据有用么？”
陈凡看着墙上的字在变化，感觉到一种深重的无力感。
是啊，如果整个世界都在掩盖真相，一个人再努力，又能怎样？
但就在这时候，他手腕上的“吃人”二字突然发烫。
不是痛苦的烫，是共鸣的烫。
陈凡低头看，发现那两个字在发光，不是黑色的光，是红色的，像血，但又像火。
他想起鲁迅的另一句话：
“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绝的。”
他抬头，对鲁迅说：
“证据也许会被销毁，但‘寻找证据’这个行为本身，会留下痕迹。”
“就像狂人的日记，虽然他被当成了疯子，但日记流传下来了。后来的人读到，会想：他为什么疯？他看到了什么？”
“一代人看不到真相，就两代人。两代人看不到，就三代人。”
“只要有人在找，火种就不会灭。”
“而我的任务，不是一次性照亮所有黑暗，是确保火种不灭——让后来的人知道，曾经有人试图照亮过，而且失败了，但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。”
鲁迅看着他，看了很久。
然后，鲁迅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。
他掐灭了烟。
“烟雾”二字消散在空中。
他走到陈凡面前，伸出右手——不是那只写着“吃人”的黑手，是正常的、文字组成的手。
“给我看看你的手。”他说。
陈凡伸出左手——那只半人半虫的手。
鲁迅握住它，仔细看上面的结构：硬壳上的数学公式，关节处的拓扑变换，指尖的感知毛。
“卡夫卡给你的？”他问。
“算是，”陈凡说，“我从他那里学到的——异化不是终点，是可以被理解、被掌控的过程。”
“很好。”
鲁迅松开手，后退一步。
“那你现在，理解‘吃人’了么？”
陈凡看着手腕上那两个字。
他用文之道心去感知它们。
“吃人”不是字面上的吃人肉。是制度吃人——科举制度吃掉读书人的青春，礼教吃掉女性的生命，官僚系统吃掉百姓的血汗。是文化吃人——“孝道”可以成为压迫的工具，“忠君”可以成为奴役的借口，“和谐”可以成为掩盖矛盾的遮羞布。是心理吃人——通过灌输“你不行”、“你错了”、“你该死”，让人自己吃掉自己的尊严、勇气、希望。
“我理解了，”陈凡说，“‘吃人’是一个系统，有生产者，有消费者，有传播渠道，有维护机制。”
“那怎么破？”
“找到系统的薄弱点，”
陈凡说，“像卡夫卡解构官僚逻辑那样，解构‘吃人’的逻辑。比如，‘吃人’需要被吃者配合——如果被吃者突然不配合了呢？如果祥林嫂不再说‘我真傻’，而是问‘为什么傻的是我’？如果阿q不再用‘精神胜利法’，而是问‘为什么总是我输’？”
鲁迅的眼睛亮了。
那是手术刀般锋利的亮光。
“继续。”
“还需要破坏‘吃人’的美学包装，”陈凡说，“那些‘仁义道德’、‘大局为重’、‘从来如此’的漂亮话，要撕开它们，露出里面的血腥味。就像托尔斯泰撕开贵族沙龙的虚伪，像卡夫卡撕开官僚流程的荒谬。”
“怎么撕？”
“用对比，”陈凡说，“把‘仁义道德’和具体被吃掉的人并列。把‘大局为重’和具体被牺牲的个体并列。把‘从来如此’和‘所以对么’并列。让读者自己看到其中的矛盾。”
鲁迅点头。
然后他说：
“你已经理解了‘破’。”
“现在，该学‘立’了。”
他一挥手，所有场景消散。
他们又回到了那条民国街道，但街道开始变化。
青石板路裂开，从裂缝里长出新的文字——不是黑色的，是血红色的，但红得耀眼，像燃烧的火。
那些文字是：
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
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”
“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绝的。”
这些字从地上长出来，像植物，像火苗，开始覆盖那些黑色的“看客”、“阿q”、“祥林嫂”。
鲁迅指着这些字：
“破，需要匕首。”
“立，需要火种。”
“匕首只能割开伤口，但火种可以照亮前路。”
“现在，用你从卡夫卡那里学到的‘追问螺旋’，从托尔斯泰那里学到的‘历史理解’，从红楼梦那里学到的‘情感痕迹’——”
“融合我的‘匕首笔法’。”
“创造一种新的形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