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争议。今天大家畅所欲言，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。”
第一个发言的是上海的王副局长。
“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，我先说说上海的情况。”
他声音洪亮，带着上海口音，“上海电子工业，经过二十多年发展，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。
从材料、设备到设计、制造，都有基础。
特别是微电子这一块，‘长城一号’就是在上海生产的，良品率从最初的5提高到现在的38，这个成绩，来之不易。”
他顿了顿，看向赵四：“赵四同志提出双线布局，我原则上同意。
但我想问一句：深圳那边，有什么基础？
要人才没人才，要设备没设备，要市场……
国内市场现在需要芯片吗？‘中华学习机’才生产了一百台，卖出去多少？有数据吗？”
问题很尖锐，直指要害。
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赵四。
赵四不慌不忙，翻开笔记本：“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。
‘中华学习机’试生产一百台，全部捐赠给学校试用。
三个月来，我们收到反馈表八十七份。
他顿了顿：“至于市场需求，我给大家看几个数据。”
他让陈星把准备好的图表挂在墙上。
第一张是国际个人计算机销量增长曲线，从1977年到1979年，几乎是指数级增长。
“这是苹果、康懋达、ib这些公司的销量。1979年，全球个人计算机销量预计突破一百万台。每台计算机，都需要芯片。”
第二张图是国内潜在需求估算。
“根据我们对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工厂的调研，未来三年，国内对微型计算机的需求量至少在五千台以上。
按每台需要一块cpu、若干块存储芯片和外设芯片计算，芯片需求总量超过十万片。”
“十万片？”有人惊讶，“咱们现在一年才生产多少？”
“‘长城二号’目前小批量试产，一个月最多五百片。”赵四说，“远远不够。”
王副局长皱眉：“就算有需求，凭什么认为市场会选择我们的芯片？英特尔、zilog的芯片更成熟，更便宜。”
“就凭两点。”赵四伸出两根手指，“第一，自主可控。军工、科研等敏感领域，必须用国产芯片。
第二，价格优势。如果我们实现规模化生产，‘长城二号’的成本可以降到进口芯片的60。”
“规模化？多大规模？”有人问。
“一期目标，月产一万片。”赵四说。
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月产一万片，是现在产量的二十倍。这需要多大的投资？多大的市场？
深圳的陈干部这时举手：“我可以说几句吗？”
刘副部长点头：“陈同志，你说。”
陈干部站起来，有些紧张，但声音很坚定：“各位领导，我是深圳来的。深圳现在什么样？很多人可能觉得，就是个大工地，到处尘土飞扬。没错，是这样。但我们有一样东西——决心。”
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是深圳河两岸的对比图。
“这是深圳河，这边是咱们，那边是香港。三十年前，两边差不多穷。现在呢？那边高楼大厦，咱们这边还是农田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家搞了市场经济，搞了出口加工，搞了技术创新。”
他把照片传给大家看：“咱们现在搞特区，就是要探索一条新路。赵工说在深圳建芯片生产线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我们没有人才？可以培养！没有设备？可以引进！没有市场？可以开拓！”
他越说越激动：“但如果我们连试都不敢试，那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。芯片是什么？是信息时代的基础。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这个基础，咱们必须自己打！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。这个来自特区的基层干部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说出了最关键的道理。
接下来是专家发言。几位老专家意见分歧很大。
“我支持商业化。”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说，“科研要和产业结合，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。关起门来搞研究，没有出路。”
“但我担心，商业化会冲击军工和科研。”另一位老专家忧心忡忡，“芯片是战略物资，怎么能完全交给市场？万一市场波动，生产线停了，国防需求怎么办？”
“所以要双线布局。”赵四再次强调，“上海线保战略，深圳线闯市场。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”
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。支持者、反对者、观望者，各抒己见。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茶杯续了又续。
最后，刘副部长总结：“大家的意见我都听到了。争论的核心，其实是两个问题：第一，芯片这种战略物资，能不能市场化？第二，如果能，怎么市场化？”
他看向赵四：“赵四同志，你的双线布局方案，是一个折中的思路。但我问你一个最实际的问题——钱从哪儿来？”
这个问题，赵四早有准备。
“三条渠道。”他说，“第一，国家投资，主要用于上海生产线的技术改造，确保战略需求。第二，银行贷款，主要用于深圳生产线建设，按商业项目运作。第三，引进外资，可以是合资，可以是技术合作，解决资金和技术缺口。”
“引进外资？”王副局长皱眉，“芯片技术这么敏感，让外国人参与，安全怎么保证？”
“所以我们主张合资，而且中方控股。”赵四说，“技术可以引进，但核心必须自主。就像汽车工业，引进生产线，但国产化率要逐步提高。”
又是一轮争论。关于外资比例，关于技术转让，关于市场换技术……每个问题都牵扯着复杂的利益和考量。
会议开到下午六点，还没结束。刘副部长宣布休会，明天继续。
走出部里大楼，天已经暗了。晚风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