翌日，近万骑番汉唐军自沃野泊开拔北走。
往北途经长泽、白城。
继续北行进一百二十里，抵达可朱浑水源。
这段路程看似是绝地行军，实则密布海子胡泊。
无论唐军汉儿，还是铁勒，党项，早已是走得惯了。
从夏州到经略军驻地的于榆多勒城，再北上通往三受降城，这条道唐军不知踏破过多少次。
只要不突然遭遇极端恶劣的自然灾害，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
加之沿途有水泽、河流持续供给水源，这段行军甚至比从回乐县到百尺、再到长泽的路途还要轻松几分。
继续北上，大军经过故阳城泽、突纥利泊、石子岭。
又行进百馀里抵达阿颓泉；
自此再往北，途经大非苦盐池。
而如果从大非苦盐池再走六十六里，便到了贺兰驿。
这座驿站是关内、朔方、河曲一带通行的重要枢钮。
不过他们不需要再往北了，在这大非苦盐池之西，就是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。
此时经略军因大量军士被抽调南下平定叛乱，对河曲一带的掌控力大幅削弱。
近来派出去的探马数量本就比以往少了许多，且不少探马都没能活着回来，这种情况在各个方向的探马中都有出现。
名义上统辖当地九姓胡人的宁朔郡太守，为翟义方1。
此时翟义方亲自出城迎接李倓入城。
从其人处，李倓了解了当地情状。
当地委任的官员根本无法约束六胡州的部众。
榆多勒城是开元年间王忠嗣修建的军城，为了便于守御，占地面积同样不大。
李倓率军入城后，留下大部分人马在城外宿营、放牧，同时将城中储备的粮秣、饲料尽数征调。
他必须尽快让麾下数万马匹补回这一路行军损失的肥膘，而战马补膘离不开精饲料，仅靠吃草远远不够。
不过李倓并未抽调军械、其他物资，以及仍驻守在榆多勒城中的经略军军士。
此时经略军的兵力已降至威慑河曲一带的最低限度，再抽调便会彻底失去对这一局域的基本掌控。
作为宁朔郡名义上的治所，榆多勒城中也有一些昭武九姓之人，多是贩卖葡萄酒、马匹的行商在此驻留。
李倓敏锐地发现，这些人虽样貌仍是粟特杂种胡，穿着打扮与发饰却已与传统粟特大不相同。
原本粟特人继承波斯风俗，喜好断发（留短发），而迥异于汉家衣冠的束发，与突厥人的披发。
可眼前这些粟特人却大多披发，显然已深度突厥化。
这也难怪前世阿史那从礼能以突厥王族的身份，召集河曲六胡州反叛。
洞悉此情，李倓当即下令封闭整个榆多勒城，随即召集诸位副将、幕僚议事。
原本他打算在榆多勒城先行观望。
充分发挥李抱玉、李抱真在昭武九姓中的影响力，以此为突破口。
先在六胡州的昭武九姓，尤其是安氏族人中查找内应，再率大军破敌。
但了解到当前局势后，他才意识到，六胡州的叛乱恐怕已蓄势待发，且追随者不会少数。
事不宜迟，李倓决定先下手为强。
趁着六胡州的叛乱尚未全面燃起，直接一举讨平叛逆，充分发挥唐军长驱直入的作战优势。
否则，一旦拖延，只能坐等叛军势力不断壮大，后续平叛将会更加艰难。
李倓心中清楚，历史上阿史那从礼正是依靠同罗突厥，勾结六胡州部族发动叛乱。
但他们的叛乱并非投靠安禄山，而是意图自立一方，北上攻略河曲一带。
可现在出现了阿史那从礼身亡方黑天鹅事件，这使得叛军内部的许多同罗突厥骑兵并未反叛，反而让叛军内部更为稳固。
更危险的是，安史叛军极有可能派人策动六胡州部族添加。
李倓当即传令麾下番汉军马埋锅造饭，收拢放牧在城外的马匹，备足数日的粮草物资。
随后便整军出城，直奔宥州城方向而去2。
一路上，回溯宥州此地建制沿革，更是波折不断：
武后长安四年，将羁縻州依州升格为匡州，治所在延恩县，隶属灵州都督府；
神龙三年，又将匡州降为羁縻州，延恩、怀德二县也随之降为羁縻县；
开元十八年，拆分原匡州地域，重新设置匡州与延恩县，仍隶属灵州都督府；
开元二十二年，改隶属夏州都督府；
开元二十六年，正式定名宥州，用以安置康待宾叛乱后的粟特馀部；
天宝元年，宥州改名为宁朔郡，隶属朔方都督府；
宁朔郡下辖延恩、怀德、归仁三县，另外又宥州城原本为州治。
后郡治寄理于经略军驻地榆多勒城。
但原先的州治宥州城仍然存在。
这般反复的建制变更，足以见得此地治理的复杂程度。
六胡州的原住民本是粟特人，在西域拥有独特的文明与宗教信仰。
但迁徙至宁朔郡的粟特人，却与西域粟特人有了显著差别
他们曾隶属于突厥王庭，文化上已逐渐突厥化。
六胡州有位大首领名叫安普，出身突厥胡部，被唐朝封为定远将军。
他的儿子安金藏，在武后朝时，因酷吏来俊臣诬陷太子李旦谋反，曾剖心明志，力保太子清白。
最终让武后打消了诛杀李旦的念头。
到了玄宗朝，安金藏被封为右骁卫将军，爵封代国公。
不过，这些留居宁朔郡的粟特人与那些进入长安、仕宦于汉家朝廷的粟特贵族不同。
也与此刻效力于李倓麾下的李抱玉、李抱真的族人有别。
他们的习俗已完全游牧化，除了州城以外，不在定居聚落，而是逐水草而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