饿得咕咕叫，脸上的疼和心里的委屈搅在一起，却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。
她看到其他孩子端着碗小口吃饭，小心翼翼地朝他们望过去。
可那些孩子要么低下头假装没看见，要么就飞快地避开她的视线。
在这里，给别人分食物是“违规”，违规就意味着挨打，没人敢冒这个险。
比打骂更让人窒息的是羞辱。
他们最常做的，就是把小花拖到走廊最显眼的地方，让她站在高高的台子上，接受所有人的审视。
一个冰冷的喇叭被挂在她脖子上，里面反复播放着早就录好的、被无限放大的“缺点”：“她不听话，她嫉妒弟弟，她是个坏孩子……”
路过的大人会用嫌恶的眼神扫过她，其他孩子则低着头匆匆走过，没人敢多看一眼。
喇叭里的声音像针一样扎进她心里，起初她还会涨红了脸想躲，可换来的是更重的巴掌和更长时间的罚站。
渐渐地，她不再挣扎，不再抬头，只是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磨出了茧子的脚尖，任由那些声音在耳边循环。
她学会了在巴掌落下前先低下头，学会了在听到指令时立刻应声，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，因为在这里，“不听话”就等于“违规”。
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孩子当人看，更像是在训练一群必须绝对服从的宠物，用恐惧和痛苦，一点点磨掉所有属于人的灵性。
半年后的一天，探视日到了。
小花被带去“整理”了一番，脸上的伤用激素药膏涂得干干净净，换上了一身还算整洁的衣服。
当她被带到探视室，看到推门进来的妈妈和小光时，眼睛亮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想扑过去，却被身后的人狠狠掐了一把。
她立刻僵住，乖乖站在原地，按照教好的样子，怯生生地喊了声：“妈妈。”
小光倒是朝她跑了过来依恋的抱住她，声音里满是思念：“姐姐、姐姐，我好想你啊。”
听到这声“姐姐”，小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她想笑，嘴角却僵得动不了
只能摸了摸小光的脑袋。
妈妈走过来，上下打量着她，眉头微蹙：“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在这里没好好吃饭吗？”
没等小花回答，旁边的“老师”就笑着插话：“小花很乖的，就是有点挑食，我们正在帮她改正呢。”
妈妈摸着小光的头，语气温柔得让她陌生：“你看弟弟多乖，你要向弟弟学习知道吗？要懂事，不能再惹爸爸妈妈生气了。”
全程，妈妈的目光大多落在小光身上，偶尔扫过小花，也带着审视，仿佛在检查一件需要修正的物品。
临走时，妈妈塞给她一袋糖果，语气平淡：“好好听话，爸爸妈妈会来看你的。”
糖果被小花紧紧攥在手里，直到包装纸都被汗浸湿。
她站在原地，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心里那点微弱的期待，像被风吹灭的烛火，一点点冷下去。
原来，只有“听话”，才能换来看一眼的机会。
从那天起，小花彻底成了一个“听话”的机器。
她不再哭，不再闹，甚至不再有自己的想法。
让她站着，她就一动不动；让她去照顾其他孩子，她就低着头默默做事；让她笑，她就扯出一个标准的、毫无温度的笑容。
一年后的儿童节，父母来接她了。
站在他们面前的，是一个会主动帮妈妈拎包、会温柔地牵着弟弟的手、会在被夸奖时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的女孩。
她乖巧、懂事、活泼开朗，完全符合父母心中“完美女儿”的标准。
他们满意地笑了，牵着她的手走出了那座灰色的建筑，仿佛带走了一件修复完好的珍宝。
没人知道，那个曾经会哭会闹、会耍赖要糖吃的小花，早就被埋在了那无数个冰冷的夜晚里，只剩下一个按照指令行动的空壳。
在阳光下，对着他们露出一个完美的、却没有灵魂的微笑。
从矫正中心出来的那天，小花被直接送进了幼儿园小班，和刚入园的小光成了同班同学。
父母的交代很明确：“小光内向，你是姐姐，要看好他，帮他交些朋友。”
那时的小花已经习惯了听从指令，她默默点头，把这件事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。
小光确实怯生，总是攥着她的衣角，不敢跟其他小朋友说话。
小花看着弟弟泛红的耳根，忽然想起自己口袋里有几颗水果糖。
她捏着糖走到一群玩积木的小朋友面前，声音不大却很清晰：“你们谁愿意跟小光玩，我就给谁一颗糖。”
孩子们眼睛一亮，立刻围了过来。
小花把糖分给大家，又拉过躲在身后的小光：“这是我弟弟，他很会搭房子的。”
小光起初还有些拘谨，但在小花鼓励的眼神下，慢慢打开了话匣子。
那天下午，他第一次和小朋友们笑成一团。
之后，小花每天都攒着糖，用这个笨办法帮小光融入集体。
看着弟弟脸上渐渐多起来的笑容，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暖暖的，那是在矫正中心从未有过的感觉。
小光似乎格外依赖她，早上会等她一起上学，放学时会举着攒了一天的小零食跑过来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姐姐，这个给你。”
有小朋友欺负他，他不吭声，却会在回家的路上小声告诉小花，而小花总会第二天找到那个小朋友，认认真真地说：“他是我弟弟，你不能欺负他。”
这时小光会用很崇拜的眼神看着她。
时间一晃来到了小花10岁那年。
李叔升了部门经理，带着他们去上司王总家做客。
王总看着端坐在沙发上、会主动倒茶递水的小花，笑着对李叔说：“这姑娘真懂事，让她跟我家丫头玩几天吧？”
李叔连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