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战意。
而长安城里,杨国忠在“清除”了潜在威胁后,
开始物色新的、更“安全”的棋子。
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鲜血,尚未在潼关的土地上凝固,
一个新的继任者就被推上了前台。
这个人,叫哥舒翰。
哥舒翰,突骑施人,同样是威震边疆的胡人大将,
时任河西、陇右节度使。
其以勇猛着称,尤其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屡建奇功,威名远扬。
按理说,由他来接替高仙芝,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但此时的哥舒翰,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纵横青海的战神了。
其年事已高,身患重病,严重到连路都走不稳,需要两个人搀扶。
更糟糕的是,刚刚中风,半身不遂,连基本的军事指挥都成了问题。
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,如何能承担起保卫国门的重任?
唐玄宗和杨国忠,却偏偏选中了他。
唐玄宗看中的,是哥舒翰的赫赫威名,希望用他来稳定军心,震慑叛军。
而杨国忠之所以同意,甚至力推哥舒翰,则有他自己更深层的算计。
杨国忠和哥舒翰之间,素有矛盾,两人在朝堂上经常互相攻击,关系势同水火。
杨国忠深知,哥舒翰虽然手握重兵,但对自己构不成真正的威胁。
原因很简单:哥舒翰是胡将,而且是最受猜忌的那种。
在安禄山这个胡将造反之后,朝廷上下对于胡人的警惕和敌意达到了顶峰。
哥舒翰虽然忠心耿耿,但其身份,就是他最大的原罪。
杨国忠很清楚,这样一个带着特殊身份的将领,在前线必然会束手束脚,不敢有丝毫违逆。
他可以轻松地在后方遥控指挥,把哥舒翰变成自己手中的一颗棋子。
于是,在杨国忠的运作下,
一道圣旨,将病榻上的哥舒翰,强行推上了潼关统帅的位置。
这样一个人,被推到风口浪尖,本身就是一场悲剧。
哥舒翰接到任命,在府中痛哭流涕。
他知道这是送死,却皇命难违。
临行前,抱病入宫,向李隆基陈述方略,与高仙芝如出一辙:
“贼军远来,利在速战。官军据险,利在坚守。况贼残虐失众,兵势日蹙,将有内变。因而乘之,可不战擒也。要在成功,何必务速?”
李隆基当时深以为然,许其“便宜行事”。
哥舒翰拖着病体,带着满腹无奈和一丝尽忠的念想,来到了潼关。
其延续了高仙芝的策略,加固城防,坚守不出。
潼关,再次成为叛军难以逾越的雄关。
与此同时,北线传来捷报:
郭子仪、李光弼率领的朔方军,
在河北连战连捷,收复大片失地,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的联系。
安禄山在洛阳进退维谷,焦虑万分,甚至开始考虑放弃洛阳,北归范阳。
战略的天平,正在向唐朝倾斜。
只要潼关再坚守一段时间,整个战局将彻底逆转。
可杨国忠坐不住了。
郭子仪的捷报、李光弼的军情,
这些本该鼓舞人心的消息,在其听来却如丧钟。
因为胜利的功劳簿上,没有他杨国忠的名字。
更要命的是,哥舒翰在潼关坚守不出,二十万大军尽归其手。
而哥舒翰,是他杨国忠的政敌。
“养寇自重”的谗言,再次从相府飞出。
这一次,杨国忠学聪明了。
他不只自己说,还发动了满朝文官。
每天都有奏章雪片般飞往玄宗案头,内容大同小异:
哥舒翰畏敌怯战,坐拥重兵,其心难测。
杨国忠还指使亲信,不断向皇帝呈报所谓“叛军疲惫、不堪一击”的虚假情报,
怂恿文官上书,要求哥舒翰“速战速决,收复洛阳,以振天威”。
长安城内,一种盲目乐观、急于求成的气氛再次被煽动起来。
“速战!收复东都!”的呼声甚嚣尘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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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子仪、李光弼从河北前线发来的急奏,
力陈潼关万万不可出兵,只待他们捣毁范阳,叛军必溃。
这些奏章,都被杨国忠暗中扣下。
送到李隆基面前的,只有催促出战的呼声。
年老的天子,在连番打击和虚假情报的包围下,判断力早已丧失。
他渴望一场大胜来挽回颜面,来证明自己仍是英明之主。
其对哥舒翰的猜忌和“畏缩”越来越不满。
一道道措辞严厉的敕令,伴随着催促的宦官,接二连三飞向潼关。
哥舒翰陷入绝境。
守,是违抗君命,必死无疑;
战,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,必败无疑。
在忠诚与生存、正确与皇命之间,他被逼到了悬崖边上。
最终,皇权的威压和自身处境的恐惧,压倒了一位老将最后的军事判断。
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,潼关大门,
在哥舒翰绝望的泪水中,缓缓打开。
二十万唐军,队伍绵延数十里,
如同一头被驱赶向屠场的巨兽,懵懂而又悲壮地,涌出了天险关隘。
哥舒翰坐在专用的毡车上,因风疾而颤抖的手,紧紧抓着车辕。
看着前方蜿蜒的队伍,看着两侧沉默的群山,老泪纵横。
其对诸将哭道:
“此战非吾本愿,乃为奸臣所逼!诸君勉之,若败,则社稷危矣!”
叛军主帅崔乾佑听到探马禀报时,正在下棋。
其执黑子的手停在半空,愣了足足三息,突然仰天大笑:
“天助我也!天助大燕!”
立刻弃了棋局,点齐精兵。
却不下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