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分成三个小队，每队一个医生、一个护士、一个向导，开着一辆越野车，带着简易设备，深入各个放牧点。
阿依古丽也带着翻译团队加入，解决语言沟通问题。
在一个放牧点，周易遇到了感人的一幕。
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听说有医生来，让孙子牵着马走了十几里路赶来。
“我阿帕说她心慌，夜里睡不着。”孙子说。
周易给老奶奶做心电图，结果让他心惊——广泛前壁心肌缺血，随时可能心梗。
“得马上去医院。”周易严肃地说。
老奶奶却摇头：“不去，我老了，该回草原了。”
奴尔巴哈提走过来，蹲在老奶奶面前，用哈萨克语轻声说了很久。
周易听不懂，但看到老奶奶的表情从抗拒到犹豫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“你说了什么？”事后周易问。
“我说，您不是想看着孙子娶媳妇吗？
治好了病，能多看好几年。”
奴尔巴哈提平静地说：“牧民的逻辑很简单，治疗要有意义。
如果只是延长几天痛苦的生命，他们宁愿不要。
但如果能看到孙辈成家立业，他们就愿意。”
周易若有所思。这不仅是医疗问题，更是文化问题。
流动筛查进行了两周，团队跑遍了塔城地区的七个团场。
最远的放牧点，车开不进去，他们背着设备徒步两小时。
小马累哭了：“师兄，这也太苦了。”
古丽巴哈拍拍她：“姑娘，牧民生病了，要走更远的路去看病。咱们走这点路，算啥。”
筛查结束后，治疗和随访成了新难题。
“不能查完了就不管，得建立健康档案，定期随访。”
筛查结束后的第七天，周易面对着一千多份健康档案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“周医生，这是要随访的全部名单。”
古丽巴哈把厚厚一沓纸质记录放在桌上，“九十二个确诊患者，一百三十五个疑似，还有八百多个需要定期观察的高危人群。”
小马在旁边补充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：“我们只有六个人。
就算每天随访二十个，全部跑一遍也要两个月。
而两个月后——”
他指着窗外，“大部分牧民已经转场到夏牧场了，我们今天记录的地址全都失效。”
蒙古包里一片沉默。
周易的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滑动，那上面是他精心设计的电子健康档案系统，在大连医院成功应用的信息化方案，界面友好，功能完善，支持远程更新和实时同步。
“我们可以先录入系统，然后”
阿依古丽轻声说：“周医生，上次市医院的专家来，也带了一套电子系统。
他们在牧区待了三天，一份档案都没录进去，因为一直没信号。
“那以前是怎么做的？”他转向老牧医。
他拿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，封面磨损得看不清字样。
“这是我的档案库。
阿合买提，高血压，春天转场后容易头晕，爱吃咸茶。
巴哈古丽，冠心病，不能走远路，大儿子在县城工作，每月15号回来送药”
周易凑近细看。
“这样记，您怎么保证准确性？”周易忍不住问。
“我不保证准确性，我保证可及性。”
老牧医平静地说：“在大医院，病历是为医生写的，要精确、规范。
在草原，健康记录是为病人写的，要实用、易懂。”
“那您的建议是？”
老牧医展开一张手绘的牧区地图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着迁徙路线。
“我们需要一个双档案系统。一轨，是纸质的、可以跟着牧民走的健康账本；另一轨，是电子的、便于统计分析的数据库。”
“但信号问题怎么解决？”
“分段解决。”
老牧医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，“牧民不是完全与世隔绝。他们定期去集市，去乡镇买东西，送孩子上学。
在这些有信号的地方，我们可以集中录入数据。”
“对！就像草原上的水洼，虽然不连续，但足够马匹一路喝到目的地。”
盛夏七月，阿尔泰山脚下的牧场绿得晃眼。
哈丹巴特尔正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，突然胸口一阵绞痛，他踉跄着扶住马鞍。
“阿爸！”
十六岁的儿子巴特尔见状，慌忙从怀里掏出手机联系牧医。
电话那头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：“位置症状”
对讲机突然炸响：“周医生，奴尔医生，哈拉峻牧区有人胸痛，疑似心梗！”
奴尔巴哈提已经从马厩牵出两匹马。
他一边检查马鞍袋里的药品，一边用流利的汉语说：“心电图机、硝酸甘油、阿司匹林、氧气瓶，都齐了。要走达坂，马比车快。”
周易看了眼地图，要翻越海拔3200米的克孜勒达坂，徒步路段至少五公里。
“走！”他背上药箱翻身上马。
山路比想象的更陡。
简易心电图机装在特制防震箱里，但在第三个陡坡处，马匹一个趔趄，箱子重重撞在岩石上。
“完了。”
周易打开箱子时，屏幕漆黑一片，怎么按开关都没反应。
奴尔巴哈提看了眼天色：“还有三公里，不能折返。”
周易深吸一口气，从药箱底层掏出听诊器。
“靠它了。”他把听诊器挂上脖子。
两人几乎是连滚带爬赶到时，哈丹巴特尔已经面色青紫，呼吸急促。帐篷里围着的家人个个面色惨白。
周易跪在毡毯上，听诊器贴在患者胸口。帐篷里安静得能听到远处羊群的叫声。
“心率120，奔马律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