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历11年，4月7日，圣辉城中心广场。
早晨六点半，天还没完全亮。
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。
不是政府通知的。布告栏昨晚贴出雷诺伊尔要讲话的消息，只有三行字，没写讲什么。但消息像长了脚，一夜之间传遍全城。
老科瓦四点就起来了。他用独臂推着安德烈的轮椅，走了四十分钟。叶戈尔被他牵着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眼睛看不见，但耳朵竖着，听沿路的人声——人很多，脚步声很密，像潮水往一个方向涌。
周老板把杂货店门板上了锁，挂出“今日歇业”的牌子。他老婆抱着孩子跟在后面，孩子还在睡，裹着毯子，只露出半张脸。
王老师揣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搪瓷杯，杯子里没茶，空的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带着它，只是觉得这种场合，手里该攥点什么。
荣军院来了一百多号人。能走的自己走，不能走的被人推着、抬着、背着。老科瓦在人群里看见了那个用嘴叼锤子的年轻人——他今天没叼锤子，叼着一面叠成小方块的共和国旗，旗角在风里轻轻飘。
维特根斯克灾民代表站在前排。他们穿着救济发的灰棉袄，洗得很干净，补丁缝得整齐。地震过去两个月了，他们的脸还是黑的——不是没洗干净，是那场灾难留下的印记，刻在皮肉里，擦不掉。
广场上，三万人。
安静。
只有风。
七点整。
雷诺伊尔走上临时搭的木台。
他没穿元帅服，没戴勋章，没佩军刀。只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深灰便装，领口磨出了毛边。头发刚剃过，鬓角剃得太短，露出青白的头皮。脸有点肿——昨晚一夜没睡，批文件批到凌晨四点，又改了五遍演讲稿。
他把稿子揣进兜里，没拿出来。
台下的人看着他。三万双眼睛，有的亮，有的浑浊，有的少了眼眶只剩疤痕，有的噙着泪。
他开口。
“我叫雷诺伊尔。”
第一句，很平。
“十六年前，我在北境矿场挖煤。每天下井十二小时，上来的时候，指甲缝里全是黑的，洗不掉。”
“那时候我以为，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挖煤，攒钱，娶媳妇，生孩子，让孩子接着挖煤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命。那是压迫。”
台下有人点头。老矿工，手背上有煤渣渗进皮肤留下的青黑色纹路。
“旧帝国压迫我们，黑金压迫我们，合众国压迫我们。一波走了，一波又来。换着名头，换着旗子，换着口号。”
“但他们要的东西，从来没变过。”
他伸出右手，一根一根掰手指：
“第一，要你听话。第二，要你干活。第三，要你死了，还觉得死得光荣。”
“第四——”
他把手放下。
“没有第四。他们只在乎前三样。”
广场上有人笑。不是开心的笑，是那种把苦嚼烂了咽下去、又从喉咙里反出来的笑。
“我当兵那会儿，”雷诺伊尔继续说，“班长教我们：枪口永远朝外，不准对准人民。”
“我问：那人民被欺负了怎么办？”
“班长说：那你就挡在人民前面。”
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：
“挡在人民前面。”
“那之后十二年，我一直在想：人民是谁？”
“是北境矿场里指甲缝发黑的工友？是维特根斯克废墟下埋着的母亲和孩子？是龙域战场上肠子流出来还抱着电台的通信兵？是荣军院里用嘴叼锤子打铁的老科瓦？”
“还是——”
他指向人群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。
“那个地震后失去丈夫、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的寡妇？”
妇女愣住了。她旁边的人转头看她。她低下头，把孩子搂得更紧。
雷诺伊尔收回手。
“都是。”
“人民不是抽象的词。是你们，是我们，是那些我们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、活着和死了的人。”
“人民是具体的。”
“具体到：明天有没有粮票，孩子能不能上学，老母亲的风湿腿冬天疼不疼。”
“具体到：那些在南方受苦的人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。”
广场上更安静了。
风停了。
雷诺伊尔深吸一口气。
“南方。”
他把这两个字咬得很慢。
“我上任十八天，有人问我十八次：什么时候打南方？”
“我说：没钱，没兵，没准备好。”
“他们问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南方那五亿人死光吗？”
他顿了顿。
“五亿人。”
他把这个数字又重复了一遍。
“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。”
“那是我们共和国现有国土的一点七倍。”
他抬起头，看着台下。
“你们知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吗？”
没人回答。
“旧帝国时期，那是我们的地。”雷诺伊尔说，“农民在那片地上种水稻，渔民在那片海里打鱼，孩子在那些城里念书、看病、长大。”
“后来帝国烂了。从里往外烂。官僚贪污，贵族腐败，军队欠饷。四十五个外敌轮番来打，打到边境线缩了又缩，打到南方成了战场，打到老百姓不知道明天醒来头上插的是谁的旗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但帝国没投降过。”
“没签过任何割地条约。”
“南方不是丢的。”
“是烂掉的。”
他把这三个字砸在地上。
“旧帝国最后那几年，国库空了，人心散了，当官的把军费揣进自己腰包，当兵的饿着肚子打仗。外敌打进来，没人愿意卖命。”
“后来帝国垮了，不是被外敌打垮的，是被自己人——被那些趴在人民身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