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淮的稻米产量、北方寒潮对粟麦的影响、一条鞭法推行后的白银流通；工部和格物院的重点，是新式海船、火药配比、纺机改良；皇帝的案头，堆满了北疆边防、东南市舶税收、运河漕运、皇子教育以及探索东大洋长远规划的奏章。
偶尔有地方官员或进京述职的岭南、福建沿海州官，在闲谈中可能会提及：“治下蕃坊偶有昆仑海客携异种根实来贸，其貌不扬，土人或有试种者，然多视为奇玩，未成规模。” 听者往往一笑了之，当作海外蛮荒之地的趣谈，无人深究这些“异种根实”是否蕴含着改变帝国农业格局甚至人口分布的潜力。
只有极少数有心的格物院学士或老农，在接触到这些作物后，可能会隐约感觉到它们的不同。比如那土豆，似乎不挑地方，墙角瘠土也能冒出绿芽；那玉米秆子，长得比高粱还高。但在没有系统试种、比较、推广的情况下，这些观察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疑惑，很快便淹没在日常事务之中。
长兴帝有一次在翻阅格物院呈送的《海外物产略记》时，曾看到过一句简单的记录：“岭南报，有海商自极东岛屿携归土人称‘地蛋’、‘金米’之物，云可食，已留种试观。” 他目光扫过，并未停留。帝国物产丰饶，海外奇珍无数，这点不起眼的“可食”之物，在皇帝浩繁的政务中，实在排不上号。他的心思，更多地被北方越来越明显的周期性寒潮迹象，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“南粮北调”体系所占据。这些来自遥远新大陆的陌生作物，就像投入浩瀚湖面的几粒细沙，连一丝微澜都未曾激起。
然而，历史的蝴蝶翅膀，有时就扇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之中。这些被海流与商船偶然带来、沉睡在帝国东南沿海角落里的金色种子和丑陋块茎，正在陌生的土壤中悄然适应。它们沉默地等待着，等待某个饥馑的年份、某个有远见的地方官、某个善于总结的农学家，或者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和更频繁的贸易接触，来唤醒它们体内所蕴含的、足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帝国农业版图和亿万民生面貌的惊人力量。只是，在长兴十一年的这个夏天，这一切都还隐藏在闷热的岭南市集角落和泉州货舱的尘埃之下，无人知晓，也无人期待。帝国的注意力，依然聚焦在它那庞大而精致的传统轨道之上，平稳地运行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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