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飞快。
距离皇道忧国社血腥屠杀案，佐竹义昭议员离奇死亡，已过去整整一个月。
报纸上关于这两起惊天大案的热度，在官方刻意冷处理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冲击下，不可避免的逐渐消退。
慢慢从头版头条滑落到社会版的内页，最终只剩下一些捕风捉影的独家爆料和知情人士透露，还在小范围内流传。
但对于身处旋涡边缘的某些人而言，压力的形态只是发生了转变，却从未真正消失。
过去的这一个月，对石川隆一来说，是近乎机械重复的三十天。
他严格遵循着自己定下的蛰伏策略，生活轨迹简单得令人乏味。
每天清晨，他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，进行一阵无人，旨在保持身体状态而非提升的舒缓活动，接着吃早饭，出门前往新宿警署上班。
在警署内。
考虑到石川隆一的处境，课长池田岸本安排他处理辖区内的日常治安管理，文书工作，或者指导新入行的巡查。
他表现得如同一个勤恳低调，甚至有些过于安静的底层警官。
对于同僚间或有关皇道忧国社案件的议论，石川隆一从不主动参与，若是被问及，也只是摇摇头，表示自己当时人在神奈川，对此案知之甚少。
他与署长濑户山下的接触也保持在最低限度，仅限于必要的公务汇报，没有任何多馀的交流。
濑户山下也仿佛忘记了这位自己曾青睐的年轻人，从未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给予他任何特殊的关注。
下班后，石川隆一除了必要的聚会外，更多的时候则是直接返回元麻布的老宅。
他很少在夜间外出，几乎没有娱乐活动，象一座自我封闭的孤岛。
然而，这种刻意维持的正常与平静，并未能完全隔绝外界的干扰。
小报记者们的轫性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。
尽管石川隆一不再是最初那般风口浪尖上的人物，但作为渡边浩仁事件关键警察，依然拥有一定的新闻价值，特别是在缺乏爆炸性新线索的当下。
这些记者，象是嗅到微弱气味的鬣狗，未完全散去。
他们采取了更节省成本的方式，电话骚扰。
石川隆一家中那部老式黑色转盘电话，成了这一个月来除工作外，与外界沟通最频繁的渠道。
铃声常常在不固定的时间响起，打破老宅的寂静。
“摩西摩西，这里是《东京速报》，想请问石川先生对渡边议员刺杀案件的最新进展有何看法？内部调查陷入了僵局
”
“石川巡查部长，我是《社会周刊》的记者，有消息称渡边浩仁议员被刺杀前，你跟行凶者有过秘密接触，是否是真的？”
“石川先生，关于您家被打砸一事，是否有新的内幕？”
电话那头的声音各异，有的故作严肃，有的带着诱导，有的甚至隐含威胁。
应对这些电话，成了石川隆一日常的一部分。
他的回应永远千篇一律，冷静得象是在背诵条文。
“对不起，案件正在调查中，我无权透露任何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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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关于行凶者，我从未有过任何接触，纯属谣言。”
“我家被打砸一事，已向警方报案，具体情况请咨询麻布警署。”
“无可奉告。”
石川隆一的声音里听不出不耐烦，也听不出愤怒，只有一种公式化冰冷的拒绝。
偶尔，在深夜被电话惊醒时，他拿起听筒，听到对面传来明显是酒后滋事的胡言乱语或是沉默，也只是默然挂断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波动。
但这些持续不断的骚扰，好似蚊蚋在耳边的嗡鸣，提醒着石川隆一，外界的好奇与恶意没有完全平息，自己需要忍耐，需要视若无睹。
而比记者骚扰更无处不在，更令人室息的，是来自警视厅联合搜查本部的监视。
千叶秀勇与黑木诚派出的精锐刑警，宛如附骨之疽，融入了石川隆一生活背景的每一个角落。
他们训练有素，轮班替换，力求不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。
当石川隆一清晨出门时，街对面都会停着的不同型号，略显陈旧的轿车，有人拿着报纸，目光却通过车窗缝隙落在自己身上。
当他步行去车站时，身后或对面人行道上，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看似普通的路人，与其保持着固定的距离，步伐节奏随着他的变化而微妙调整。
在电车上，隔着几节车厢，或者在同一个车厢的斜对角，同样总有目光似有若无的扫过。
即使在新宿警署内部，石川隆一也能感觉到那种隐晦的审视。
他接受联合调查本部询问的事压根瞒不了多久。
某些平时关系尚可的同僚，眼神里多了些探究。
一些来自其他部门，借口过来办事的生面孔，停留的时间似乎总比必要的要长一些。
这种二十四小时，三百六十度的包围，足以让普通人精神崩溃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，从而可能做出不理智的举动。
但石川隆一的表现，却让负责监视的刑警们感到困惑，乃至有些挫败。
他太正常了。
正常得就象一块被流水冲刷了千百年的鹅卵石，光滑，坚硬，没有任何棱角可供抓握。
石川隆一似乎完全无视了这些监视，行为模式没有丝毫改变。
他没有试图甩掉跟踪，没有与任何可疑人物接触，没有在深夜偷偷外出，没有销毁任何物品，甚至连打电话都仅限于工作往来和应对记者骚扰，内容乏善可陈。
负责向黑木诚汇报监视情况的志田刑警，每隔几天就要提交一份报告，内容几乎都是重复的：“目标x月x日，行为轨迹如下：7：15出门，7：45抵达新宿警署18：
20离开警署，直接返回住所，途中在xx杂货店购买便当与香烟19：00至22：30，住所灯光亮起，未见异常无接触可疑人员，无异常通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