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一盏孤灯下，白发苍苍的张岱正伏案疾书，编纂《石匮书》。旁白声也转为深沉：“明末清初，风云变幻。张岱热血抗清，编纂《义烈传》注入正能量。清军入关，他加入义师，鲁王授官不受，一心归隐着史。即使穷困潦倒，只剩破床碎几、残书缺砚，也未曾放弃。为完成《石匮书》，他在漫漫长夜孤军奋战，用一支笔记录时代兴衰，守护心中家国旧梦。这股倔强劲儿，让人肃然起敬。”
顺治帝福临或年幼，或刚亲政不久，辅政的摄政王多尔衮、以及范文程、洪承畴等汉臣也在观看。看到张岱抗清一段，多尔衮目光一冷。
“冥顽不化的前明遗老！” 他冷哼一声，“既已归隐，便该安分守己。编纂什么《义烈传》，分明是煽动人心，诋毁我大清！还有那《石匮书》……记载前明史事，其心可诛！” 他当即对属下吩咐，“查！这个张岱，是否还在世？其书稿流向如何？凡有诋毁我朝、煽惑人心之处，务必查禁销毁！”
范文程等汉臣则心情复杂。他们投降清朝，为异族效力，面对张岱这样坚守气节、贫贱不移的遗民，内心难免有愧怍与压力。他们可能会建议：“王爷息怒。此类遗民，天下尚有。强硬追逼，反易激起更大反抗。不如示以宽大，只要其不公然谋逆，着书之事……或可稍加约束，未必尽毁。亦可彰显我朝胸襟。” 他们试图在镇压与怀柔间寻找平衡。
江南地区，那些已经剃发易服、出仕新朝的明朝旧臣，如钱谦益等人，看到张岱晚年贫寒着书的情景，脸上火辣辣地，如坐针毡。对比之下，自己的变节显得尤为不堪。而更多的明遗民，如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人（若在相应时空），看到张岱的选择，则会感到深深的共鸣与慰藉。“宗子兄贫贱不移，以史存志，真吾辈同道！” 张岱的形象，在遗民群体中愈发高大，成为他们精神坚守的一种象征。
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等抗元忠臣，看到张岱抗清着史，感同身受，悲愤交加。文天祥长叹：“山河破碎，衣冠沦丧，古今同悲！张岱一介文人，能提笔从戎，更能以笔为剑，存信史于乱世，其志可嘉，其节可钦！较之那些屈膝事虏之辈，不啻云泥之别！” 他们对张岱的认同，超越了时代，是基于共同的家国沦亡之痛和士人气节。
画面最后，展现张岱的着述成果：《石匮书》《史阙》等史学着作的厚重；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小品的灵动。旁白总结：“张岱是‘跨界大魔王’。能严肃考据，写出史学巨着；又能妙笔生花，创作文学经典。周作人称其‘都会诗人’，因其笔下山水有市井生活背景，衬托鲜活小人物，充满人间烟火气。‘大梦将寤，犹事雕虫’，这句自嘲展现其通透人生观。他一生精彩：年轻时纵情享乐，科举失意洒脱转身，国破家亡坚守气节。这位率性而为、忠于自我的传奇才子，用一生书写了最精彩的人生剧本。忠于本心，才是生命最洒脱的模样；忠于自我，才是人生最酷的活法。”
光幕渐渐淡去，留下一个复杂、生动、充满矛盾又浑然一体的张岱形象。
士林舆论激烈分化。卫道士们痛心疾首：“礼崩乐坏！天幕竟将张岱这等人物捧若星辰！少年纨绔，中年弃考，晚年与朝廷（指清朝）对抗，哪一条符合圣贤教诲？‘忠于自我’？简直是自私自利、无君无父的歪理邪说！” 他们将张岱视为败坏士风、动摇名教的危险典型。
而思想较为活跃，特别是受阳明心学影响，或对现实不满的文人，则对张岱产生了浓厚兴趣乃至崇拜。李贽（若在世）或许会引为知己，赞赏其“童心”与“率性”。袁宏道等“公安派”文人，本就提倡“性灵”，张岱的小品文及其人生态度，正合其胃口。许多不得志的文人、厌弃八股的学子，将张岱视为精神偶像，开始搜集传抄他的作品，模仿他的文风。甚至有些富家子弟，也以效仿张岱早年的“潇洒”为荣，虽然往往只得其形，未得其神。
民间百姓，则对张岱的奇闻轶事、美食游记更感兴趣。《陶庵梦忆》中描绘的市井风情、节庆游乐、技艺杂耍，让他们感到亲切有趣。张岱这个名字，随着天幕的传播，在明末清初的市井文化中，成为一个兼具传奇色彩和文人趣味的符号。
随着清朝统治逐渐巩固，文化政策收紧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文字狱频发。张岱的《石匮书》因其明显的明遗民立场，必然成为禁书重点。乾隆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张岱的着作，除了那些纯文学小品或可能被“净化”后收录部分，其主要史着和明显有“违碍”内容的作品，大概率会被禁毁或严重删改。
然而，禁毁往往伴随着地下传播。张岱的作品，尤其是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文学性强的作品，因其极高的艺术价值，仍在士人乃至民间暗中流传，抄本不绝。他的文名并未湮灭，反而因“禁书”色彩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吸引力。一些汉族文人，在私下交流中，依然会谈论张岱，将其作为前朝文化精华的代表和某种精神寄托。纪昀（晓岚）等清朝官员文士，在评价张岱时，可能会肯定其文学成就，但对其政治立场和“乖张”言行则予以批评，符合清朝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。
天幕最后总结的“忠于本心”、“忠于自我”，在万朝引发的思想冲击尤为深远。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古代社会，“自我”通常被置于家族、君主、国家之后，克制、中庸、服从是美德。天幕如此高调地宣扬“忠于自我”，并将其与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成功典范（尽管这“成功”非传统意义上的功名利禄）结合，无疑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猛烈冲击。
年轻一代，尤其是那些个性较强、对现状不满的读书人或市民，内心受到巨大震撼和鼓舞。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活？原来不按部就班走科举仕途，也能活得精彩，甚至被后世如此称颂？这种思想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激起层层叛逆的涟漪。
而统治阶层和卫道士们，则感到深深恐惧。他们意识到，这种强调个体价值、追求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