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，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，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。
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。
这片历史的天空，从来不曾垂怜弱者，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。
唯有凡人举起火把，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。
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，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，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。
镜头切换，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，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。
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，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，声泪俱下地哭诉：“拉贝先生，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，请您救救他吧！”
“带路！”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，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。
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，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。
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，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，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，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，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。
丈夫绝望地大吼，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，疯狂地扑上前去，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，当即身亡。
拉贝看得目眦尽裂，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，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。
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，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。
马丁·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，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。
他无意识地去扶，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。
从金陵陷落，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，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。
可这一段，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、不得不拍、不得不放的。
这是真实的历史，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，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。
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，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。
“她好像还活着！”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，不等拉贝吩咐，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。
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，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，她就咽了气。
拉贝已经麻木了。
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，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，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。
“马吉？你在做什么？”
牧师马吉回头，直面镜头。
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·马吉的父亲，约翰·马吉。
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。
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，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、伤者拍照：
“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，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，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。”
“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，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！”
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，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、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。
随即急切道：“拉贝先生，马吉牧师，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，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。”
“我回来找人帮忙，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。”
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：“走，坐我的车去，湘林，再叫些人！”
“是！”
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，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。
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，靠近中华门瓮城，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。
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，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。
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，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，几乎拿不住摄像机。
镜头里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，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。
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，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，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。
见有人过来，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，眼睛里写满了惊恐。
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，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：“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”
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、马吉等洋人，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，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，疼得小脸煞白。
“救我妹妹！”
“她怎么了？”
“那些人拿刺刀戳她，求你们救救她吧！”
许传音温声道：“好，好，放心孩子，没事的。”
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，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。
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，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，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。
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，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，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。
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，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，又是一阵精神恍惚。
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，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，心里都是五味杂陈。
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，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。
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，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，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，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。
马丁·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，他被称为“电影社会学家”，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。
事实上，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，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