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以约束，这就好比驯养虎狼却不触碰它们的要害，那么它们就不会产生愤怒和叛逆之心。这就是大历、贞元年间朝廷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，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激烈的战争，使百姓遭受苦难，然后才感到痛快呢！我认为：大历、贞元年间，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办法，才酿成了祸患。在那个时候，只要有几十座城池、上千名士兵的藩镇，朝廷就会用特殊的待遇来对待他们，放宽法令制度对他们的约束。于是这些藩镇的节度使就目空一切、大言不惭，自立一派，破坏法规制度，竞相攀比尊贵和奢侈，天子为了培养自己的威严而不加过问，有关部门为了明哲保身而不加指责。王侯一级的爵位，他们超越俸禄等级随意接受；按照礼制应当入朝觐见，他们却不来，朝廷反而赐给他们几案和手杖，允许他们在家中处理政务；叛逆者的子孙、异族的后代，朝廷竟然把公主嫁给他们；他们的车马服饰、珍宝玩物，无不齐全。因此，这些藩镇的土地越来越广阔，兵力越来越强盛，越礼僭越的行为越来越严重，奢侈的欲望越来越强烈。于是，土地、官职和爵位，都被他们瓜分殆尽，而这些叛贼的贪婪之心却没有止境，于是就有人冒称帝号，有的称王，有的结盟立誓自立为节度使，毫不在意朝廷的态度，还出兵四处掠夺来满足自己的野心。因此，赵、魏、燕、齐等地的藩镇率先起兵叛乱，梁、蔡、吴、蜀等地的藩镇也紧随其后响应；其他那些混沌不清、喧嚣扰攘，想要效仿他们的藩镇，到处都是。幸好遇到宪宗皇帝，他日夜操劳，不忘平定叛乱，前有贤臣，后有俊杰，群臣朝夕商议对策，所以才能铲除那些势力强大的藩镇，安抚那些势力弱小的藩镇。否则的话，周朝、秦朝的都城附近，几乎就要变成战场了！大概来说，人的本性就是欲望繁多，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发怒，发怒之后就会随之发生争斗和叛乱，因此，家庭中需要有教导和鞭笞，国家需要有刑罚，天下需要有征伐，这都是用来遏制人的欲望、平息争斗的手段。大历、贞元年间，朝廷完全违背了这个道理，用有限的财物去满足无穷无尽的欲望，来平息争斗，因此导致首尾不能相顾，几乎无法动弹。如今的人不知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，反而把它当成治理国家的常法。我认为，作乱的人不仅仅是在河北地区而已，唉！大历、贞元年间保全国家的办法，永远都应该引以为戒啊！”
杜牧还为《孙子兵法》作注，并撰写了序言，认为：“军队，就是刑罚；刑罚，就是国家的政事；身为孔子的弟子，重视军事其实是子路、冉有这样的人所做的事情。不知道从哪个时代、哪个人开始，把治理国家的方法分成了文、武两种，二者分离并行，于是使得士大夫们不敢谈论军事，有的人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辱；如果有谁谈论军事，世人就会认为他是粗鲁莽撞的异类，不愿意和他为伍。唉！治国的根本被遗忘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！《礼记》说：‘都城的四郊有很多营垒，这是卿大夫的耻辱。’纵观自古以来的历史，国家的建立和灭亡，没有不是因为军事的。掌管军事的人，必须是圣贤、有才能、学识渊博的人，才能建立功勋，因此，军事策略应该在朝堂之上商议确定，战略部署已经形成之后，再交给将领去执行。汉高祖说‘指挥打猎的是人，捕获猎物的是狗’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些担任宰相的人说：‘军事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不应该知道。’有德行的人会说：‘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占据宰相的职位了！’
前邠宁行军司马郑注，依附王守澄，权势滔天，文宗十分憎恶他。九月丙寅日，侍御史李款在阁门内上奏弹劾郑注说：“郑注对内勾结宦官，对外结交朝廷官员，在宫廷和藩镇之间往来，谋求财物贿赂，白天潜伏不出，夜晚四处活动，窃取朝廷的权力，人们都敢怒不敢言，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。请陛下将他交付司法部门治罪。”在十天的时间里，李款接连呈上了几十道奏章。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，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、枢密使杨承和、王践言都憎恶郑注。左神策军将领李弘楚劝说韦元素说：“郑注是天下最奸诈狡猾的人，不趁他羽翼未丰的时候除掉他，等他势力壮大，必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。如今他因为受到御史的弹劾而躲藏在右神策军中，我请求按照您的意思，假装生病，召他前来医治，他一来，您就请他入座，我在旁边侍奉，等您使个眼色，我就把他抓出去用乱棍打死。然后您再去面见皇上，叩头请罪，详细说明郑注的奸邪行径，杨承和、王践言一定会帮助您向皇上进言。况且您有拥戴皇上登基的功劳，难道会因为铲除奸邪而获罪吗！”韦元素认为李弘楚说得有道理，就派人去召见郑注。郑注来到后，表现得卑躬屈膝、阿谀奉承，谄媚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涌出。韦元素不知不觉中握住了他的手，和他亲切交谈，听得十分入神，忘记了疲倦。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素动手，韦元素却视而不见，最后还赠送了丰厚的金银财宝给郑注，送他离开了。李弘楚愤怒地说：“您今天失去了诛杀郑注的机会，将来必定免不了遭受祸患！”于是辞去了军职离开了。不久之后，李弘楚背上毒疮发作而死。王涯能够担任宰相，郑注帮了很大的忙，而且王涯畏惧王守澄的权势，于是就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了下来。王守澄在文宗面前为郑注说好话，文宗因此赦免了他，不久之后，王守澄又上奏朝廷，任命郑注为侍御史，充任右神策军判官，朝廷内外的人都对此感到震惊和叹息。
甲寅日，朝廷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。
群臣认为文宗即位已经八年，还没有接受过尊号。冬季，十二月甲午日，群臣为文宗上尊号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。恰逢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、华州返回京城，向文宗禀报当地百姓生活困苦。文宗叹息着说：“关中地区今年收成还算不错，百姓的生活尚且如此艰难，何况江淮地区近年来接连遭遇大水灾，那里的百姓生活又会怎么样呢！我没有办法拯救他们，怎么敢接受这样空虚的美名呢！”于是把自己的通天带赏赐给了薛季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