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军主力年初便已攻陷江州，若非元帅果断挥师渡江，以雷霆之势横扫江南，迫使江浙元军集结重兵应对我红旗营的威胁，那徐宋政权又如何能在元军主力猛攻下，支撑到今日？
我军在吴地的奋战，本身便是对徐宋最有力的支持！”
陈基先将红旗营趁势取江南定义为抗元救友军的大义之举，接着道：
“而今，我军兵锋已直指嘉兴，杭州门户即将洞开。此正合围魏救赵的兵法要义！我军在此地每进一步，便是对元廷在江东统治的重击，亦能极大缓解徐宋在荆湖的压力。
岂能为了千里之外局势不明的战场，而放弃眼前底定江东、斩断蒙元东南财赋重地的绝佳战机！”
“好！”
石山看向陈基的目光中，露出欣慰之色。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既能顾全大局、又能深刻阐述己方行动正义性与合理性的言论。
队伍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磨合成长的，对其馀人的表现，石山也很满意，总结道：
“徐宋之兴，在于天下百姓苦元已久，期盼豪杰振臂，救万民于水火；徐宋之败，则在盲目扩张，根基虚浮，更兼策略失当，四处树敌，未能真正凝聚人心，巩固根基。
反观我红旗营，自渡江以来，上应天时，下占地利，更兼将士用命，百姓归心！我军攻略江南，非为割据自保，实为驱除胡虏，解万民于倒悬，混一南北，再造华夏！
值此关键时刻，正当一鼓作气，廓清东南，岂能逡巡不前，为可能的变乱而动摇？”
军议之后，石山迅速做出决策，就立即派快马送信，命长江水师分出一营兵马“护送”赵普胜来苏州；对内则迅速调整整体战略部署，内核方针概括为四个字“东攻西守”。
东线，为主攻方向。常遇春、徐达、邵荣三路大军，按照原定计划，继续攻取嘉兴路、松江府、湖州路，随后挟胜势直扑杭州路，攻敌必救，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同时，偏师镇朔卫继续向扬州路东端的通州、海门、崇明州进军，务必抢在元军主力回师之前，彻底肃清江北元军残馀，全取扬州府。
西线，则转为战略防御。
命李武（领江北诸路总管府，统骁骑卫、忠武卫、奋武卫）、毛贵（领拔山右卫）、左君弼（领忠义卫）、花云和韩成（行军总管，分别驻守滁州和六合）采取守势，谨防元军反扑。
其馀战领区加紧筹备粮草军械，谨守城池，严防元廷细作渗透破坏，或地方势力趁机作乱。
石山最初的战略构想便是东向发展，全取浙北富庶之地。此次调整，只是在原有蓝图上的微调与优化，旨在让红旗营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行得更加高效。
数日后，常遇春攻克嘉兴路治所嘉兴城的捷报传至苏州，同日，赵普胜也抵达了苏州。
其人刚突围而出时，确实有向石山借兵打回荆湖的想法。
但说来可悲可笑，他虽贵为徐宋大将，却因长期在外作战、被元军分割包围，竟连那位“大宋皇帝”徐寿辉的真容都未曾见过，更遑论持有其出使红旗营求救的正式诏书了。
而一路行来，红旗营控制区内道路安宁，市井渐复，百姓脸上虽仍有战乱留下的痕迹，却少了那种朝不保夕的徨恐，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盼。
这与徐宋治下乃至元廷统治局域的混乱凋敝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种种因素交织下，赵普胜心中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逐渐消散。
因而，当他在元帅行辕大堂见到石山时，便推金山倒玉柱般，行了正式投效的大礼。
“败军之将赵普胜，恳请元帅收留！”
石山快步上前，将赵普胜扶起，态度恳切：
“赵将军乃当世豪杰，能来相助，石某欣慰之至，何须行此大礼！”
他欣赏赵普胜之才，却也对这类带有浓厚宗教背景的外系将领心存警剔，为避免日后滋生嫌隙，不如一开始便将规矩讲明。
石山目光坦诚地看着赵普胜，直言不讳：
“将军诚意来投，石某必以诚相待。但红旗营自有规制，凡入我营中，无论原先隶属，皆需接受统一整编，纳入我军建制体系，此其一。
其二，我红旗营虽起自红巾，但自立旗号之日起，便不烧香聚众，不奉明王，不拜弥勒，只信手中刀枪，只循严明军纪，只求济世安民。这两条根本规矩，不知将军可能接受？”
听闻此言，赵普胜面色不禁一暗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挣扎。
曾几何时，他对“弥勒下生”的教义深信不疑，愿为之赴汤蹈火。可如今呢？
徐宋即将复灭，轰轰烈烈的弥勒大起义濒临失败，信仰比他更坚定的师父彭莹玉、师兄李普胜等皆已血染沙场，那虚无缥缈的“地上佛国”之梦，早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。
自己既已选择寄人篱下，寻求安身立命之所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执念呢？
赵普胜深吸一口气，将心中最后一丝彷徨压下，再次抱拳，声音沉痛却坚定地道：
“末将既决心投效红旗营，过往种种，譬如昨日死。末将愿遵红旗营一切规矩，从此唯元帅马首是瞻，绝无二心！只求元帅能给末将麾下儿郎一条堂堂正正的活路，一个报效杀贼的机会！”
“好！”
石山重重拍了拍赵普胜的肩膀，脸上露出真挚的笑容，道：
“有将军此言，石某无忧！将军旧部，皆百战馀生的精锐，岂能埋没？且放宽心，石某自有安排，必不使英雄无用武之地！”
……
ps：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（公元1292年），盐课收入约占元廷货币收入的60。元文宗天历二年（公元1329年），盐课钞七百六十六万一千馀锭，约占元廷当年货币收入的8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