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得几人骂骂咧咧，刘义符再次皱眉，骂声又再次止住了。
站在刘义符身旁一名伙卒见他打的有些多的过分，遂轻声提醒道。
“世子啊，饭不是这么打的升米恩，斗米仇先不论。
你让他们一餐吃的又好又饱，体能是恢复的快，可也算是间接的使其丧失了斗志。
可以吃好，也可以吃饱，唯独不能俱全。
听得伙卒劝谏，刘义符笑了笑，回道：“多谢。”
伙卒听刘义符出口道谢，留粥的手不由一颤，徨恐道：“仆担不得谢。”
刘义符知晓他是好意，所以出口答谢。
但他要治的“军”，非彼军。
北府军能三日食一荤，三日一练，他便能让这群秦军两日食一荤，两日一练。
为了循序渐进与公平对待，刘义符此时定然不会过多偏向，他先前打粥与已军将士也是如此。
但晋军一路攻伐，功劳颇多，别说是喝肉粥了，就是宰畜吃肉也不为过，而这些秦军就大为不同。
国中缺粮，平日里都得省吃俭用，又是降卒，能让他们受此待遇的晋军将领，也就只有刘义符一人。
当然，并不是说王镇恶、檀道济等将领不会这般做，只是他们不需要，也不敢做。
主将收买军心之举，若是传到了刘裕耳中，不说惩处，往后想要更进一步，就只能行大逆之事而刘义符身为其长子，想如何施恩便如何施恩，全然无所顾忌。
军如小国，将如朝臣。
王镇恶贪财自污之举，古今有之。
刘义符能大概断定，除去印象最为深刻的韩信之外，便还有那位姓杨的宦官。
毛德祖让他前来分发粮食，也是深悉此理而不敢越矩。
不得不说，能身居高位者，除去那些走蹊径之人，大都守有分寸，明晓事理。
对于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有一个非常清淅的界定。
能以狡兔死，走狗烹来形容之人。
多半是在此处栽了跟头。
就比如韩信。
其实相较于后世帝王，刘邦对他的隐忍已经盖过所有人。
先是在三足鼎立时，以受封齐王为把柄威胁刘邦。
即使韩信的功劳远远足以配的上封王。
但刘邦能给，你不能开口要啊！
更何况是带有胁迫的要。
其次便是违约，摇摆不定，既不自立，也不示忠，尤豫之间，两者皆失。
此后云梦泽之事受擒，刘邦也只是降其爵，软禁于长安。
抛开君臣礼节不谈，韩信去拜访樊会时，樊会行跪拜礼，自称为臣，并自谦道：“大王竟然肯光临臣下的家门！”
韩信离去后，竟对左右自嘲道：“我居然活到了和樊会这种人为伍的地步！”
要说韩信是因功高盖主而死，那肯定不完全，就以他政治水平，要分寸没分寸，要城府没城府。
可饶是如此，刘邦也舍不得杀他。
臣不象臣，再加之朝中又举目无亲，连萧何都对他无能为力。
王镇恶深语兵法，为帅才，但在兵事造诣上，
就如谢灵运所言的那句流于后世之名言般，
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一斗，天下人共分一斗！
天下才子，没人敢质疑曹植的那八斗之才，却敢质疑谢灵运一斗之才。
将此句放在王镇恶，亦或是刘裕身上也是一样的。
天下武略有一石，韩信独占八斗，刘寄奴占一斗，王镇恶与天下人共分一斗。
若是此言流传于世，也没人敢质疑韩信的八斗与刘裕的一斗，他们只会质疑王镇恶那几升。
其实谢灵运的下场，与韩信还是有共同之处的。
有文才，不代表具备政才，有武略，也不代表具备政才。
政治就象是一个旋涡，一旦卷进去，光凭才能，难以自保。
而一旦跌足，赔上的就不是一人之命。
亲族要清理的一干二净，党羽自然也不落下。
徐羡之之所以能在刘穆之病逝后上位，还是因其在朝中的声望与建交。
徐羡之好棋，且被赞誉为圣手，他观旁人下棋时，从来不作言语，也不会将喜怒浮于面上。
他能做到这一点，不管其才能如何，这心性与定力便是异于常人。
而王镇恶若不以贪财为遮布，就只能束起手脚，延误战机。
他放纵魔下劫掠的那些钱财，相比于节省下来的时间，完全是出不敷入。
数万人马一日所消耗的钱粮，远比那扫掠半日不到的钱财要多的多。
顺遂之时，晋军一日下二城，三城都较为常见，按进军速率来看，劫掠的钱财分摊之后，也不至于让那些重归治下的普民过不下去。
临近秋收，熬一熬，也就过去了。
晋军劫掠，秦军就不“劫掠”了？
一时痛与时时痛，那些百姓还是分的清的。
要往好处想的话，至少晋军不奸杀无辜，往后也不怎用提心吊胆的害怕晋军攻来。
所以王镇恶才能统领前锋诸军一路所向披靡。
从功利的角度来看，他就是花小钱办大事，一箭三雕。
不但激励了士气，节省了钱粮，还立下了战功。
如王镇恶这般征战，方才能使魔下士卒越打越多。
而若是拼尽士卒性命，铺张浪费钱粮，勉强取胜的话，那就不配称之为胜。
一万晋军与八千秦军交战，战至最后，只剩下两千晋军，这也能称之为胜。
但此胜非彼胜，言语与战报能钻缝隙，但却是瞒不住人的，无非是掩耳盗铃罢了。
刘义符是想要杜绝此般行径的，奈何他在军中威望不够，光谈仁义的话，只会收获一片哗然。
自伐秦以来，要论战功，毛德祖是要盖王镇恶一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