泰昌十三年到十八年，冬去春来五年间。
若说前头那十几年，大明朝像是匹被抽着鞭子狂奔的烈马，那这五年，倒像是跑顺了蹄子，步子迈得又稳又匀实。
老百姓最知道冷暖——粮价稳了，盐价降了，街上穿绸缎的多了，连乡下泥腿子家过年，饭桌上也能见着荤腥了。
腊月廿三，北京城里家家户户祭灶王爷。
户部尚书赵德昌却蹲在衙门值房里，对着一摞账本唉声叹气。
这老尚书今年六十八了，头发白了大半，眼也花了，可脑子还清醒。
他指着账本上“泰昌十七年国库岁入”那行字，问旁边的侍郎：
“三千八百万两？”
没算错？
侍郎赔笑：
“大人，算了三遍了，确实三千八百万两。”
比十年前翻了一番还多。
“钱都从哪儿来的？”
赵德昌摘下老花镜。
“关税占三成，商税占两成半，盐铁茶税占两成，田赋只占两成半了。”
赵德昌愣了半晌，喃喃道：
“变了真变了。”
太祖爷那会儿，田赋要占七成往上。
现在倒好，种地的钱还没做买卖的多。
他走到窗前，望着外头飘起的细雪。
街对面新开了家“格物书局”，门口排着长队，都是赶着年前买《算学启蒙》《物理浅说》给孩子当新年礼物的。
更远处，国子监门口挂了块新匾——“京师格物大学堂”，字是皇帝御笔亲题。
“世道啊”
老尚书叹口气，也不知是感慨还是欣慰。
最热闹的要数广州。
自从《广州条约》签了，这地方就成了大明对外的门脸儿。
珠江两岸的码头扩建了三回，还是不够用——英国船、荷兰船、葡萄牙船挤得满满当当，卸货的号子能从早喊到晚。
泰昌十五年春，广州海事大学正式挂牌。
校址就设在黄埔船坞边上，占地三百亩，白墙灰瓦，看着朴素，里头却别有洞天：天文台、航海模拟室、船模水池、还有全大明最大的藏书楼，里头不光有四书五经，更多的是泰西来的航海图、造船手册、甚至还有几本拉丁文版的《几何原本》。
开学那天，苏惟瑾亲自来了。
他没穿官服，就一身靛蓝直裰，站在操场上对着三百来个新生讲话：
“咱们这儿不教八股文，不考四书五经。”
教什么？
教你怎么看星星辨方向，怎么算潮汐测水深，怎么造能抗风浪的船，怎么用六分仪定位置。
简单说——教你怎么在海上活下来，还能活得滋润。
底下有学生小声嘀咕：
“那科举还考不考了？”
苏惟瑾耳朵尖，听见了，笑道：
“考啊，怎么不考？”
不过从今年起，科举分两科了。
一科考经义，一科考实学。
实学考什么？
算学、格物、地理、律法、还有海事。
考中了，一样能做官，管港口、管船厂、管海关——油水厚着呢！
学生们哄堂大笑。
这话实在。
如今大明的海关、船政、市舶司这些衙门，实缺多得是，就缺懂行的。
前年宁波市舶司招个懂算账的主事，月俸二十两，报名的人挤破头。
五年间，这样的学堂在全国开了不知多少。
礼部统计过：新建格物小学八百二十所，中学一百零七所，大学三所——北京、南京、广州各一。
光北京格物大学堂，每年就能招五百学生，还塞不下。
民间也跟着热闹起来。
苏州有个老木匠，叫鲁二喜，五十多岁了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可手巧。
他瞅着闺女纺纱辛苦，琢磨了半年，愣是改良了纺纱机——加了个脚踏板，能同时纺三根线，效率翻了一番还不止。
去衙门报“专利”，管事的一验，真行！
赏了五十两银子，还许他独家造了卖五年。
鲁二喜拿着银子懵了：
“这这就能换钱？”
后来他开了个小作坊，雇了七八个伙计，专门造改良纺纱机。
头一年就赚了三百两，在苏州城买了宅子。
街坊都叫他“鲁大师”，他臊得直摆手：
“啥大师，就是瞎琢磨”
松江府更绝。
有个年轻铁匠，叫铁柱——这名儿朴实，人也朴实，可脑子活。
他见码头工人搬运货物费劲，就琢磨着造个“不用马拉的车”。
折腾了两年，真造出来了：两个轮子，前头有把手，人坐上去用脚蹬着走。
虽说糙了点，可确实能动。
第一回推上街，全城人都来看稀奇。
松江知府也来了，绕着那“铁驴子”转了三圈，一拍大腿：
“好东西！”
赏！
赏一百两！
这事传到北京，工部还专门派了人来考察。
后来格物大学机械科根据这思路，改良出了更轻便的“自行车”，虽说还只是富人玩具，可毕竟是个开头。
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保定府。
那儿有个老郎中，姓吴，叫吴守仁，祖传看疮痈的。
有一回他配的治外伤药膏长霉了，本来要扔，可正好有个猎户被野猪拱了，伤口溃烂，眼看要不行。
吴郎中心一横，把那发霉的药膏敷了上去——死马当活马医呗。
结果三天后，猎户烧退了，伤口开始收口。
吴守仁懵了，把那些霉刮下来，泡在水里，试着给别的病人用，居然真有效！
他不敢声张，偷偷摸摸研究了两年，最后壮着胆子给北京格物大学医学所写了封信。
信转到徐光启手里，老首辅一看，立刻派人去保定，把吴守仁连人带“霉水”请到京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