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正式对整军、授田、税改三项大事的推进，风雨飘摇中，在苟政这个陀手的率领下，苟氏集团开始逐步完成从一板到轮船的进化，开始向一个政权组织快速奔进。
在永和七年所剩无几的日子里，从长安至地方郡县，几乎整个苟氏集团上下文武将吏，都在苟政的鞭策之下，陷入前所未有的忙碌之中。
从天下大局来看，苟政这是夹缝之中求生存，战争间歇求发展，格外不易。从改革展开伊始，种种问题，重重矛盾，便纷纷朝苟政涌来。
实事求是地讲，就苟政构思的这些整顿办法、政策措施，对当前的苟氏集团来说，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难度的。
倒不是苟政搞得有多么复杂，只是每一条规定，每一道法条，涉及到的每个人，并由此牵扯出太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矛盾。
而苟氏集团目前的内核骨干们，在能力上，还干不了过于细致的活，这也是发展中的矛盾。但是，为了保证军政的稳定与安全，苟政还得依靠这些旧人，并大力提拔其中表现出色者。
当然，许多事情，苟政只能自己辛苦一些，多盯看点。不管有多少问题与麻烦，他改革建制之心都始终坚定，激活之后就没有后退可言，也终将踏破所有阻碍，走向属于苟氏集团、属于他苟政的时代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两年多来，通过与河东、关中豪右的合作，苟政也慢慢积攒了一些有治国理政能力的人才，虽然信任感有所缺失，但在诸多庶务上，还是给苟政分担了不少事情。
而苟政此番的改革建制，显然不只是针对苟氏的那些功臣将士、骄兵悍将，还包括很大一部分已经投靠苟政，并在苟氏集团中担当重职要任的豪右。
最典型的，莫过于薛强、杜郁、郭将、邓羌、张先等右族了，不管初衷如何，他们投靠之初，都属于“带资入股”，在苟政的招抚政策下，也保留了相当大的实力。
比如薛强的河东义勇，杜郁的京兆部曲，最初人数都不算少，并且在苟政后续的东征西讨中，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
靠着将近两年来的卖命表现，薛、杜二部也逐渐真正融入到苟军这个大集体中来，当然，融入的程度还很轻。
不过，在不断的战斗、调迁、移防中，这些豪强部曲原本的组织结构，
遭到了重大破坏，但薛强、杜郁这样的豪右领袖，对其影响力依旧存在，并且相当强大。
因此，苟政此番整军，这些豪强部曲、附从军队，也是要一并整编掉的，将其兼并吸收，真正置于都督府的管辖之下。
可以想见的，苟政如此做法，会极大增强苟氏集团对这些部卒的掌控力，而想彻底解构豪右与其部曲间的联系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
毕竟豪右部曲，基本也是以宗族血脉关系为根基，以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为补充，甚至这是整个苟氏集团存在的基础，不可能真正瓦解。
甚至于，随着两方融合的加速、加深，这些豪右势力在苟氏集团内部的影响力、话语权，都会逐渐提高，这是由他们掌握的知识、人才、经济资源所决定的。
这其中利弊如何，只能留待将来论断，而在当下，在那些豪强部曲间，
也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矛盾，引发一些负面情绪。
与苟氏魔下那些军头类似的心理，同时夹杂着更多对苟氏的不信任，对未来的徨恐。等到进一步完善的授田细则向全军颁布之后，喧嚣方才逐渐抑止。
当然，这是针对那些普通士卒而言的。这些士卒，依附于豪强右族时，
说好听点属于扈从、是佃民，事实上说他们是豪强的私产也不过分。
本身就属于财产，更论拥有个人的财产了，而如今，苟公要给他们分地了，于这些士卒而言，这可谓是“开天辟地”般的大事了。
即便无法和军官，和中军士卒一样，享受相同的优待与厚遇，哪怕被分到地方郡县，也能得几十亩田。
按照公府最新设制，地方驻军，一次性得十亩永业田基础上，可以另行开垦三十亩，同样受都督府、军户府保护，这与中军的五十亩自然没法比，
但已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。
至于需要付出的劳动力，需要想办法获得的耕具，反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总能解决了，哪怕出于生存、果腹之本能，将士们也在简陋的条件下，
爆发出了惊人的生产力与创造力。
需要明确一点，在如今这个荒野遍地、抛耕无数的世道，土地并不值价。比起土地本身的价值，更可贵的是生产创造的劳动力，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，一个安全的耕作环境，以及拥有保护劳动成果的能力。
否则，但凡一个平民，到渭河平原上圈个几十上百亩土地，宣示所有权，看他的结局如何？
而如今苟氏集团提供的，正是这样一个秩序，一种保护，并借以激发普通士兵的能量，持续壮大这种秩序力与保护力。
比起普通士卒的喜悦与拥护，那些本就视部曲为私兵、财产的豪强军官们，对苟政的军功授田法，就不甚感冒了。
论反感程度，可比那些泥腿子出身，原本一穷二白的苟氏将校们，要深重得多。他们最深的感触，毫无疑问是对部曲控制力的下降。
豪强部卒，每一个人的背后，大多是有一个家庭的，一旦给他们自由，
让他们独立了，对豪强本身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。
为此，他们恐慌，乃至愤怒。然而恐慌之馀，又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反制措施来，且不说苟政与苟氏集团的威胁，就部卒们本身，也大概率不会象过去那般，低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