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愣了一秒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她从包里拿出两份打印稿，一份上面写着“第二版正片修改意见”，另一份是“舆论风险预估”。
“平台和资方现在意见很统一，”她晃了晃那叠纸，“希望把你往‘新时代基层英雄’那里靠一靠。这样他们好讲故事。”
“你呢？”我盯着她。
“我是纪录片导演，不是宣传片导演。”她盯着我反问，“你想被拍成什么？”
我沉默了一下：“一个知道自己干了什么、也知道自己没那么伟大的人。”
“那你得先决定，你到底要不要当这个‘镇域人’。”顾晚星直球，“不然你连自我介绍都说不完整。”
她手指敲了敲床边：“纪录片里有一条线，是你十年欧皇史；另一条线，是古柳这十年问题史。观众现在在问另一个问题——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。”
“你想我怎么答？”我问。
“我想听你真的怎么想。”她顿了一会儿，声音放轻，“不是系统怎么让你想，领导怎么让你想。”
我盯着她那双有点红的眼睛，突然意识到——她从大学时代那个拿着 dv 在校园里追光的人，变成现在这个夹在平台和现实之间的导演，这十年也不好过。
“我还没想好。”我说实话。
“你从我认识你起，”她苦笑，“每次最关键的选择，你都是拖到最后一秒。”
“你讲得好像你不拖一样。”我反击，“你那个短片拖到现在都没剪完。”
她被噎了一下，笑出来：“行，我们半斤八两。”
她收回笑意：“不急你今天现在就回答。只是提前跟你说——你如果要接这个岗位，我会拍进去；你如果不接，我也会拍进去。”
我挑挑眉：“你这是在威胁我？”
“这是在提醒你。”她认真起来，“你可以对领导说场面话，对资本说漂亮话，对村民说好听话——都行。但你别对镜头说假话。”
她顿了顿：“因为镜头不会死。”
这句话砸在病房里，空调“嗡嗡”地转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冷。
“那你呢？”我问，“你会不会后悔，拍一个可能过不了审的真话版本？”
“我已经后悔过一次了。”她摊开手，“再来一次，顶多换个平台罢了。”
她把那两叠纸推到床边：“等你能下床的时候，我们再录一次访谈。那时候，我会把‘你接不接’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个。”
她站起来，提起相机。
走到门口，她像是想起什么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林宴。”
“嗯？”
“无论你最后选哪条，我都会把镜头对准你，而不是替你写答案。”她说，“你命再烂，也是你自己的。”
门关上时，她眼神里的那一丝复杂，我看得很清楚——是导演也是旧日同学的复杂。
我长出一口气，还没来得及缓几分钟，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这次是一串很干脆的字：【在医院楼下，五分钟后上来。——梁思曼】
我还没回，她已经到了。
她进门的方式跟刚才两个完全不同——没有敲三下再等，而是敲一下，直接推门。
一身简单的卡其色风衣，手里拎着一叠文件夹和一杯便利店咖啡，脚上的高跟鞋踩在地上“哒哒”两声，把病房里那点病气踩薄了一点。
“伤得不重，适合谈钱。”她打量我两眼，第一句话就很梁思曼。
“还能说话，暂时死不了。”我配合她的风格。
她把咖啡放在床头柜上，又自己拉了张椅子坐下，把文件夹拍在腿上：“我就不问你痛不痛了，问几个现实问题。”
“你问。”我挺直一点，心里反而放松——这种对话，比“你命好苦”之类轻松。
“第一，医生怎么说？能不能全恢复，起码这半年。”她问。
“说是体力透支加急性应激，修养一阵就好。”我耸肩，“没说折寿的事。”
“那是当然。”她嗤笑，“折寿的事情，只有你自己和那个鬼系统知道。”
她没再绕：“第二，你打算接不接他们那个‘镇域岗位’？”
我愣了一下：“你也知道？”
“我看不到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视图。”她懒洋洋，“但只要是个有点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来——你这次动的，不是一个村口那么简单，是一整条小流域。”
她指了指我的头顶：“你现在走进来，整个人气场就不一样了，像个中型电器。”
“谢谢夸奖。”我无语。
“从投资人角度，我不喜欢这种不可控风险。”她没给我插嘴的机会，“一个项目负责人，最好是可替代、可复制、有备份的。而你现在，是那种‘你倒下项目就黄一半’的类型。”
“那你是劝我别接？”我问。
“我是在提醒你——”她慢悠悠地说，“你要是真想接，那就别只当免费的镇域保安。”
我一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你总说你在还账。”她晃着手里的文件夹，“那你也得给这桩买卖划个价格。”
“价格？”我苦笑，“折寿算不算？”
“折寿是成本，不是价格。”她摇头，“价格是你要什么。”
她一条一条数给我听：“你要村里人真正参与？要教育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