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连火车站。
一下车，那股子特有的海蛎子味儿就往鼻子里钻，但这味儿跟香江的不一样。香江的海风里带着股湿热的粘稠劲儿，而这儿的海风，干脆，硬朗，像把刀子刮在脸上，生疼，但提神。
站台上人挤人，大多穿着蓝灰色的工装，也有穿军绿色的。大家说话嗓门都大，满耳朵都是那股子带着海鲜味的大连话，听着就让人觉得豪爽。
“妈了个巴子的，总算到了！”彪子伸了个大懒腰，浑身的骨节跟放鞭炮似的劈啪作响。
他把身上那件在广州买的花衬衫领子扯开，露出一撮黑胸毛，看着跟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似的。
“把扣子扣上。”李山河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，“这儿不是香江，别整那盲流子样，回头让雷子给你当流氓罪抓了。”
两人顺着人流往出站口走。
刚一露头，就看见一辆在那年头绝对算得上扎眼的军绿色吉普车停在路边。
车门上还喷着“哈尔滨第一机械修造厂”的字样，不过那漆掉了半拉，显得有点沧桑。
车旁边蹲着个人，手里捏着个烟袋锅子，正吧嗒吧嗒抽得起劲。
听见动静，那人抬起头，露出一张精瘦却透着精明的脸，正是三驴子。
“哎呀我的亲爹哎！”
三驴子一看李山河，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一磕，火星子四溅，蹦起来就扑了过来，“二哥！彪子！可想死我了！”
三个大老爷们抱在一起，这场面引得路人纷纷侧目。彪子手劲大，拍得三驴子后背咚咚响，那动静听着都疼，差点把三驴子早饭给拍出来。
“轻点！轻点！我要散架了！”三驴子呲牙咧嘴地挣脱出来，揉着后背，上下打量着两人，“行啊，这去了一趟资本主义花花世界，这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二哥这身板更硬实了，彪子彪子更像土匪了。”
“滚犊子。”彪子笑骂了一句，肚子适时地咕噜了一声，“不过你这咋混的还抽上烟袋锅子了呢，爷们这有万宝路，正宗的香港烟！”
三驴子脸色一苦，“你知道个蛋啊，这不劲儿大能压住事儿吗！”
“赶紧的，有好吃的没？这一路啃干粮，嘴里都淡出鸟来了。”
“那必须有！”三驴子拉开车门，做了个请的手势，“走，上海鲜！咱们直接去老虎滩那边的渔家馆子，刚打上来的螃蟹，那个肥啊，顶盖肥！”
吉普车轰鸣着，带着股黑烟窜了出去，像头撒欢的野驴。
那时候的大连，虽然也是沿海开放城市，但跟香江比起来，那就是两个世界。
马路不算宽，两边都是那种苏式或者日式的老建筑，灰扑扑的墙面显得厚重。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得开过，节奏慢悠悠的，却透着股踏实劲儿。
李山河坐在副驾驶，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，心里却在盘算着那批货的事。
这平静底下，藏着巨大的能量，也藏着不少暗礁。
车开了半个钟头，到了海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。
这地方要是没熟人带，根本找不着。
门口摆着几个大水盆，里面螃蟹张牙舞爪，虾爬子活蹦乱跳，看着就新鲜。
进了包间，三驴子也不看菜单，显然是常客，大手一挥：“把那个飞蟹，给我整十斤！还要海胆，要那种带刺的！海瓜子儿也要，辣炒！再来两瓶高度白酒，要真粮的，别拿勾兑的糊弄我！”
没过一会儿，菜就上齐了。
热气腾腾的螃蟹堆成了小山，红彤彤的壳子泛着油光。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彪子啃螃蟹啃得满嘴流油，根本没空说话，那吃相跟要把螃蟹壳都嚼碎了咽下去似的。
李山河放下酒杯，看着三驴子，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。
“说正事。”李山河压低声音，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了两下，“那批货，到底在哪？你电话里说在江边，怎么把我们招到大连来了？”
三驴子抹了一把嘴，脸上的嬉皮笑脸收敛了，露出一股子生意人的精明，甚至带了点愁容。
“二哥，货确实是在黑龙江那边的江边接的头。咱们用在那边积攒的罐头和二锅头，跟嗒莎她老爹换的。好家伙，整整三大卡车。但那玩意儿太显眼，走陆路往南运，关卡太多，容易出事。”
三驴子用筷子蘸着酒，在桌子上画了个简易的地图，线条歪歪扭扭。
“所以我找了个门路，走了个迂回路线。先把货拆散了，混在木材车皮里，走铁路运到了大连。打算从这儿装船，直接走海运去南方。大连这边的港口，我认识几个倒腾废钢的，路子野，能混过去。”
“这批货都有啥？”李山河问，这点很关键。
“嘿，那可多了。”三驴子眼睛放光，压低嗓门凑过来，生怕隔墙有耳，
“除了你点名要的那些电子管、老式雷达配件，还有几台大家伙。我看那说明书虽然是俄文，但那图我看得懂。好像是坦克发动机的初级涡轮组，还有几块飞机上用的铝镁合金板。那玩意儿，敲起来声音都不一样，脆生生的。”
李山河的瞳孔微微缩了一下。
这些东西，在这个年代，那就是工业的种子。
虽然在苏联可能已经是淘汰货，但拿回国内稍微研究研究，那对材料学的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。
这可是真正的硬货。
“现在货在哪？”
“在三十里堡那边的一个废弃仓库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