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一个川字。
国库空虚！这是康熙近年来最为头疼，也最不愿面对，却又无法回避的现实！
他清楚地知道，户部的存银正在日益减少，国家的岁入增长缓慢，而各方面的支出——军费、河工、赈灾、以及他数次南巡的巨大开销——却如同无底洞般不断增加。
去年，国库甚至出现了令他心惊的亏空！他虽然贵为天子，却也常常感到捉襟见肘。
任伯安报上来的奏章，已经让他对盐商的豪奢感到震惊，为了几个举人功名，竟能斥资二十多万两白银！
这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赋税！
而王顼龄的奏章，则更进一步，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整个盐政体系，指向了盐税这块巨大的蛋糕！
“盐商之富，盐税之利。”
康熙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他的思绪不由得飘远，想起了自己几次南巡，驻跸江宁织造府，由曹寅负责接待的情景。
那真是“花钱如流水”，场面之奢华，用度之浩繁，连他这个皇帝有时私下里都会暗自感叹，自己这位儿时的玩伴、忠心的奴才，家底未免也太过于丰厚了一些。
曹寅和李煦，是他绝对信任的臣子，负责着江宁、苏州两处织造，同时也暗中替他监控江南官场，地位特殊。
几十年的情分，让他不愿意，也不忍心去深究他们与盐商之间的那些往来，去触碰那些可能存在的灰色地带。
他有时甚至会自我安慰地想，这些事，或许可以留待身后，让继任者去处理，何必在自己手中，坏了这份君臣相得的情谊，给自己留下刻薄寡恩的恶名？
然而，王顼龄的奏章，却象一把冰冷的锥子，刺破了他刻意维持的平静。
盐商之富，已然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，而国库却日益空虚！这两者之间，形成了何其讽刺而又尖锐的对比！
“盐税，盐税。”
康熙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，眼中闪铄着复杂的光芒。
他知道，大清的盐税制度沿袭明制，主要由盐商承包经营，朝廷收取定额税银。
然而，随着盐业利润的暴增，盐商们富得流油，而朝廷收取的税银却似乎并未同步增长，其中的巨大差额，显然落入了盐商和与之勾结的官员囊中。
以前，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如今，国库的状况，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
王顼龄的这份奏章，看似在保任伯安，实则却借着科场舞弊案的由头，将一颗关于盐政改革的种子，深深地埋进了康熙的心里。
江南科场案的风波尚未平息，一场可能更加深远、更加触及根本利益的风暴，已然在无声无息中，悄然蕴酿。
康熙坐在龙椅上，望着窗外江宁冬日的萧瑟景象，久久不语。
他知道，任伯安这把刀，不仅劈开了江南科场的黑幕，似乎也无意中，撬动了一块更加沉重、更加庞大的巨石。
接下来的路，该如何走？
任伯安，自己的这把快刀，不是历任江南巡盐道御史多年吗？
这次自己为自己办差得力，理应有所封赏，而这样是不是可以，让他借着扬州滚滚人头的赫赫威势，借着对两淮盐务的多年了解，去整顿两淮盐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