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10，上海，极司菲尔路76号。
这座昔日车水马龙的街口，如今被一道道探照灯柱切割得如同鬼域。
厚重的铁门紧闭，高墙之上架设着机枪哨位，穿黑色制服的特务来回巡视，阴影在他们脚下拖得很长。
76号，这座被上海人诅咒为“魔窟”的建筑，在过去三年里吞噬了无数抗日志士的生命。
它的主人李士群，此刻正坐在二楼宽大的办公室里，享受着一天中难得的清静时光。
檀香在铜炉中缓缓燃烧，散发出甜腻的气味。
李士群靠在宽大的皮椅上，手里把玩着一支纯金外壳的钢笔——这是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送给他的“友谊见证”。
窗外，黄浦江的汽笛声隐约传来，与办公室内的死寂形成鲜明对比。
“主任，”秘书轻轻推门进来，递上一份电报，“南京方面急电，汪主席召开紧急会议，请您即刻动身。”
李士群皱了皱眉，接过电报扫了一眼。
电文很简短，是汪狗亲自签发的，语气急切，但未说明具体事由。
这很不寻常——往常汪狗召集会议，都会提前告知议题，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内核人物。
“南京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”李士群问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
“暂时没有特别的消息。不过……”秘书压低声音，“今天下午，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突然戒严，所有大夏籍人员都被清出。
我们安插的眼线说，看到几辆军车开进去，车上下来的人军衔很高，不象是上海的驻军。”
李士群的心猛地一沉。作为76号的掌门人，他对危险有着野兽般的直觉。
日本人的异常举动，汪狗的紧急会议，这两件事凑在一起，绝不是巧合。
“备车，去南京。”他站起身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，检查了弹匣，插进腰间，“通知丁主任，我离开期间，76号由他全权负责。没有我的亲笔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调动一兵一卒。”
“是。”
半小时后，三辆黑色轿车驶出76号大门，在夜色中向火车站疾驰。
李士群坐在中间那辆车的后座，闭目养神，但脑海中飞速运转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军参战，这些消息他都知道。
作为汪伪政权的情报头子，他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国际形势的严峻。日本这艘船，可能真的要沉了。
但他不担心。
乱世之中，象他这样的人总有办法生存。
他在瑞士银行有存款，在香港、澳门有秘密据点，甚至在美国也有几条隐秘的渠道。
只要手里有钱，有情报，到哪里都是座上宾。
“主任，火车站到了。”司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李士群睁开眼，通过车窗看到火车站灯火通明。月台上，一列专列已经等侯多时——这是汪伪政府高官的专用列车，平时很少动用。
他下了车，整理了一下西装，正要走向车厢，忽然感觉不对劲。
太安静了。
往日里，火车站总是人声鼎沸，小贩的叫卖、旅客的喧哗、火车的汽笛交织在一起。
但今夜，月台上除了几名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，几乎看不到旅客。
那些工作人员站得笔直，目光锐利，不象普通铁路员工。
更奇怪的是，本该在车厢门口迎接他的汪狗秘书陈春圃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几个陌生的日本军官。
“李桑，请上车。”一个少佐军衔的日本军官上前，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语气躬敬，但眼神冰冷。
李士群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他认识这个少佐——梅机关的特高课课长，山口一郎，一个以心狠手辣着称的日本特务。
这个人亲自来接车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
“山口课长，怎么是您亲自来？”李士群强作镇定，脸上堆起笑容，“汪主席太客气了。”
“汪主席在南京等侯多时了。”山口一郎皮笑肉不笑，“请吧，李桑。列车马上就要开了。”
李士群尤豫了一秒。
他可以转身就跑，但火车站周围肯定已经布下天罗地网。
硬闯，死路一条。上车，也许还有周旋的馀地。
“那就麻烦山口课长了。”他点点头，迈步上车。
车厢里空无一人。豪华的包厢，柔软的沙发，冰镇的白兰地，一切如常。
但李士群知道，这节车厢已经成了移动的囚笼。
列车缓缓激活，驶出上海站。
李士群坐在沙发上，端起酒杯，手很稳。越是危险时刻，越要冷静。
这是他在地下斗争和特务工作中磨炼出的本能。
“山口课长，不一起喝一杯？”他问站在门口的山口一郎。
“公务在身，不便饮酒。”山口一郎淡淡地说，手始终按在腰间的枪套上。
李士群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他看向窗外，夜色中的江南平原飞速后退，远处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。
这片土地，他曾经为之战斗过——年轻时的他也是热血青年，参加过北伐，追随着那个理想。
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？
是看到果挡内部的腐败？是对权力的渴望？还是单纯地怕死，想找个强大的靠山？
记不清了。
他只记得那个雨夜，影佐祯昭找到他，开出的条件让他无法拒绝——权力、金钱、还有活下去的保证。
“李桑是个聪明人，”影佐当时说，“聪明人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跟着光头，你最多是个小特务。跟着我们，整个上海的情报系统都是你的。”
他选了。
于是有了76号，有了“李主任”的称呼，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，也有了夜夜噩梦，梦到那些被他折磨致死的人回来索命。
几小时后。
“主任，到南京了。”山口一郎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。